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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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

2、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

3、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

4、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

5、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

6、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

7、，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

8、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经济学》（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