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与美国牌的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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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与美国牌的新经济

2、第1内容显示中中国信息化，与美国新经济，到了该说“分手”的时候了。在第二次浪潮中，人们曾长期把工业化与西方化当作一回事。但两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科学技术带来了战争灾难。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成为当时独立思考的结论。在第三次浪潮中，人们也一直搞不清信息化与美国化的区别。但纳斯达克风波，促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先进生产力带来了股市灾难。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这应当是当前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总结历史，我把教训归结为，美国搞的是发达条件下各方面关系失衡的信息化。而中国无论考虑终极目标，还是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都要求搞相对均衡的信息化

3、。这就是二者不同所在。因此，所谓中国特色，我理解，至少需要包括在跨越式发展中缩小数学鸿沟的相对社会均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相对产业均衡，先富带后富的相对利益均衡等内容。这些是与美国人的新经济完全不同的东西。美国新经济失衡的出发点美国商务部，曾以《浮现中的数字经济》（1998年）、《浮现中的数字经济2》（1999年）、《数字经济2000》（2000年）连续三年的数学经济报告，奠定了作为美国新经济桥头堡的地位。可自从部长戴利投入选战，并随戈尔失利淡出，部长换人后，2001年整个一年哑了炮，以致“数字经济2001”被遗憾地空过。直到今年《数字经济2002》发布，美国新经济的“香火

4、”才终于被续上。1998年11月，我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出版《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时，心情可以用“敬畏”二字概括。这完全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是一种面对先进生产力潮流和落后挨打危机的本能反应。但四年后的今天，当我再读《数字经济2002》的时候，心情完全变了。我们对老师开始从敬畏，发展出一种“原来大人也有蛀牙”的感觉。《数字经济2002》分析到IT投资减少但新经济仍持续的形势，在线环境的改善，新经济中的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应用在生产率和通胀方面的产业水平的效果，新经济中的工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销售以及IT对教育的影响等。《数字经济2002》从中分析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尽管经济

5、衰退和不景气，但美国产业界仍继续努力，在建设这个国家的IT资本股市，在调整人员技能和IT服务来为IT资本造就更有效率的可靠基础，在为强有力的经济创造可持续的基础。这份报告与前三部报告，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看来并没有受部长换人的影响。但我换了今天的眼光，再看数字经济报告所反映的一系列观点，却发现了一个过去从没发现的根子上的大“蛀牙”：美国“新经济”，在从“供给决定需求”的总角度立论的。《数字经济2002》的新经济定义，就是一个供给导向的定义：“我们把新经济定义为一种经济，在其中IT和相关投资驱动着较高生产率的增长。”数字经济系列报告，多年来一直在用生产率的是否提高为主线，来论证

6、新经济的合理性。因为新经济是否能够提高生产率，一直是新经济的正反双方争论的核心。而生产率是供给能力的主要标志。换句话说，人们一直都是在围绕新经济的“供给”能力做文章。但较少有人正面从理论上回答人们对新经济“需要不需要”这个需求方面的问题。《数字经济2002》也不例外。我注意到，报告中两次提到罗伯特.索洛，因为他是“生产率悖论”的标志性人物。报告写道：2000年初，诺贝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说，“由于（新经济）在幸免于它的第一次衰退之后，（1995年后）生产率改进表现出的持久性”，他“感觉更好了”。意思无非是，连“生产率悖论”的提出者都转变了看法，可见问题已经解决。报告接着提出重

7、磅的证据，进一步说明信息技术提高生产率的事实：“在2001年经济衰退期间，生产率增长维持在创纪录的大约1.9%的水平上，好于美国1973－1995年间和几乎整个前进中的1995－2000年间的正常水平。”报告因此宣称，“经济疲软期间生产率持续强劲的增长，使美国产业界想起了过去和当前在IT设备、软件、服务以及相关的人力技能方面持续投资带来的好处。作为结果，也就是在这些产业界人士继续建设未来美国经济强盛的基础的时候，他们相信新经济的好处”。尽管报告沿着反驳“生产率悖论”的总思路得出的各种推论和实证材料都值得学者认真研究学习，但这个总的角度本身却有问题。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应有后半句

8、话??“需求决定供给”??，才算完整。我不是偶然地提出这个质疑，而是长期思考，最后把问题归结到这里。信息化的效益在哪里，难道提高生产率就是有效益？消费者没有需求，哪来效益？生产率只是反映供求矛盾中“供给”一方、“生产”的一方的事情。而从“需求”一方、“消费”一方看，效益就不能简单用生产率来归纳。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在生产过剩条件下，难免成了“有效地做无用功”。在现实中，需求不是自发产生和满足的，不当的体制和政策，都可能在宏观上扩大供求缺口。这正是纳斯达克问题所在。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理论上的一时疏忽，而有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