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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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苏联都对本国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　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阶段性成果，而　苏联的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却导致了亡党(共产党下台、解散)亡国(国家解体　，苏联不复存在)亡社(放弃社会主义)的结局。这就使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可比　性。　　　　　　一、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动员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使人们

2、认识到进行　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须要进行舆论动员。但同时改革也具有继承性，这就　决定了这种批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过或不及要么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倾　向，要么会影响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坚定性。但是，苏共在这个舆论动员过程中，犯了　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　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宣传苏联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差距甚远的理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社会　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

3、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共产党、　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时，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　不实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态度。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　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现　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的结果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　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

4、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　。”[1](P.160)这样，后来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中国在反思历史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导下，对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工作上的失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辩　证的分析态度，将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方面同　他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将毛泽东思想同他发动“文革”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开来，从　而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及其思想，避免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在这个问题　上，邓小平作出了

5、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时间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做过多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谈话，为我们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对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同　志讲：“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　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　，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坚持的

6、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上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　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决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　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P.298)这样就使我们党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正像一些党外　人士所言：《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3　](P.850)　　(二)关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我们认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是社会主义改革事　业成功

7、的根本保证，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国家　的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整个体制的优越性和弊病的根子都是在政治体制。这是因为社会　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先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在政治体制的指导和影响下建立起　来的。最初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集权的性质，所以随后的经济体制也有了高度集权　的弊病。这一主从关系使经济体制的任何变动都受制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不改革，或　者改不动，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甚至能使经济改革陷入失败的命运。所以从社会主义　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

8、先导。在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　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既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又在后来的政治　体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因此导致了苏联整个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其　上台的前三年，一直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没有错，错就错在苏　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以投资少、见效快且在苏联一直属于瓶颈的农业为突破点，为了　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又放到了重工业上，其结果是不仅经济发　展速度下降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济形势还进一步恶化，从而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