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与诽谤罪.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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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论自由与诽谤罪【摘要】言论自由属于宪法性权利，而名誉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权利，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应建立二元化言论市场管制模式，区分公共事务与纯属个人隐私事项，言论内容关主要关涉公共事务的，事实虚假性的举证责任在控方，只要行为人发表的言论具有一定的根据，就不具有诽谤罪的实质故意，但对于纯属个人隐私的事实，辩方对于事实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即便能够证明真实性，也难逃侮辱罪的刑责；应当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主要属于意见表达的，不成立诽谤罪；关涉公共事务的，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属于个人隐私的，可以包括间接故意；“严重危害社

2、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对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综合考量，与被害人是否因此自杀、精神失常，是否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无关。【关键词】言论自由；诽谤罪；公共事务；名誉权；举证责任一、现状：宪法被“强奸”、诽谤罪被“诽谤”近年来，地方“一把手”在受到“诽谤”或某种超出常规方式的批评时，就利用职权，动用自己领导、掌控的公、检、法系统，将“诽谤者”逮捕下狱，追究刑事责任，致使公民“因言获罪”的案件时有耳闻——“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高唐网案”、“志丹短信案”、“西丰诗案”、“邓永固案”、“王帅贴案”、陕西“徐梗荣跟帖诽谤案”、上

3、海“郏啸寅诽谤案”、“王鹏案”、“吴保全案”……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被拉长。这类“诽官案”，多数经过网民和舆论合击，最终在诽谤成立条件上瓦解掉构陷图谋，或者说在媒体的曝光及舆论的压力下，经常能得到较好的纠正。虽然大多以公权力机关撤案、道歉甚至相关人员受到处分而告终，但也有个别案件以公权力“大获全胜”而告终，如山西“稷山文案”。山西省稷山县法院在县委书记李润山的亲自“领导”下先后分别判决：杨秦玉、南回荣、薛志敬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1]众多“诽官案”其实如出一辙：一是公民“因言获罪”，“官告民诽谤”；二

4、是公权力（主要是公、检、法等部门在书记、县长等地方高官的亲自领导下实行联动机制，“多快好省”地捕、诉、审）随意滥用，也即“公器私用”、“违法止谤”介入诽谤案，形成“权力造罪”。[2]有学者对于中国大陆“诽官案”进行了不完全统计，表明：1996年至2010年间，共发生“诽官案”45件，其中，在1996年1月至2005年12月这十年间“诽官案”呈低发特征，共计仅9件，然而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短短四年间，“诽官案”的案发量在总体上呈快速上升的趋势（2005年2件、2006年5件、2007年8件、2008年9件

5、），2009年更是达到高峰期，广为媒体关注的“诽官案”就多达11件。从统计数据看，近百分之九十的“诽官案”起因于公民对政府官员的公职行为存有强烈的质疑、误解或者不满情绪。其中涉及的职务行为领域主要是：征地和拆迁（3件）、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公权力腐败问题（33件）、滥用执法权（2件）以及所谓“政绩工程”方面的决策和政府行为（2件）。45件“诽官案”中被“诽谤”22者属于乡镇及乡镇以下官员占37.7%（17件）、县级官员占33.3%（15件），市州官员13.3%（6件），国家领导人2.2%（1件），无明确诽谤对象而仅针

6、对某地方政府机构的占13.3%（6件）。45起案件中，采取民事诉讼的仅为1件（2.2%）、行政拘留措施的17件（37.8%）、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27件（60%），在这27起案件中，提起公诉的有18件（2/3），其余采取刑事自诉方式为9件（1/3）。[3]另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新闻诽谤诉讼中，中国新闻媒体的平均败诉率为63%，其中，在原告是公众人物或者政府官员的诉讼中，媒体败诉率高达65.07%，而在原告是普通公民的诉讼中，媒体败诉率是60.94%。与此同时，法官判决新闻媒体赔偿原告精神损失的概率为85%，平均赔偿额

7、为6698元。而且，判决新闻媒体侵权赔偿额逐年增高。而在美国，关于新闻媒体在新闻诽谤诉讼中的败诉率，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新闻媒体作为被告赢得诉讼的几率很大，占89.8%，而原告获胜的几率只有5.1%，另外5.1%庭外和解。美国爱荷华法学新闻传播学院和美国“诽谤应诉资源中心”多年的研究结论为：近30年来，美国新闻媒体遭遇新闻诽谤诉讼时的败诉率为9%，而胜诉率为91%。其中，在原告是公众人物或者政府官员的诉讼中，媒体败诉率为4%，而在原告是普通公民的诉讼中，媒体败诉率是24%。另外，约有80%的新闻诽谤案件是在开庭前以即决

8、判决的形式判决新闻媒体胜诉。[4]上述统计数据均表明，在我国，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表现自由、新闻自由）及批评、监督权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强烈挤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