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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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一、引言　　关于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在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中早有详尽而成熟的阐释，原本很难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或者提出新的看法。可是，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不时成为学术界尤其是政策层关注的焦点。　　尽管近年来人们围绕国有银行资本金问题发表了不少议论，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成果则是描述性和对策性的，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文献极为少见。人们之所以不肯深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大概是认为资本金并不是影响国有银行绩效的主要变量。大部分文献倾向于支持，国有企业的高借贷偏好以及把

2、国有银行资金作为免费资本使用的心理定势是问题的关键（张春霖，1996；平新乔和蒋国荣，1994）。有些研究成果还认为经济环境或地域因素是解释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成因的第一变量，大致能够解释70％，而银行自身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只是第二变量，只能解释30％（易纲，2002）。　　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是笔者近年来一直留意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的研究（张杰，1997；1998；1999）表明，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居民存款实际上起着替补国家注资的作用，在国家的有力担保之下，国有银行完全可以把居民储蓄存款的相当一部分视作自有（国有）

3、资本；由国家直接注资与在国家担保下吸收存款，其效用是完全等价的。国有银行确立以债务性注资为核心的资本结构，其精妙之处在于使国有银行的产权拥有者与真实出资者相分离。债务性注资在资本结构中占的比重再大，体现的也只是债权而不是所有权。结果，国家一方面不需要直接拿出钱来，减轻了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国有产权从而继续保持金融控制，可谓一举两得。既然如此，国家既无补充资本金的激励，也无补充资本金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重要的是国家的担保能力和人们对国家的信心，而不是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本文的讨论是对笔者既有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其

4、大致结构如下：第二节通过描述改革以来国家在储蓄投资领域地位的戏剧性变化以及由此锁定国有银行角色的过程，为全文的讨论提供一个基本背景；第三节考察国有银行资本金从无关轻重到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第四节给出一个国有银行资本金的简单代数式并据此说明国家退出的两难困境；第五节讨论国家作为国有银行事实上的委托人的低资本金偏好、股权回报与退出路径；最后，在第六节给出本文的分析结论。　　二、国家退出的不对称、金融剩余与国有银行角色　　在改革以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既是主要的储蓄者，也是主要的投资者。如在1978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部门所

5、占比例达42.8％，企业和居民部门分别占33.65％和23.55％。若考虑到企业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则政府部门实际支配的国民储蓄份额大致超过70％。与此同时，全部投资则基本上由国家“包办”。改革以来，以上格局发生了迅速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国家逐步从主要储蓄者的位置上“退出”。据粗略估汁，在2000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部门仅占去不到3％的份额，即使是加上企业部门中政府可以施加影响的国有部分，其总体比例也不会超过10％；而居民部门所占比例上升到84％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在完成储蓄退出的同时，

6、依然占据着主要投资者的位置。如1998年，国有部门（相当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增长了28％，而民营部门（统计范围宽于居民部门）只增长4％；在1999年，居民部门投资只占CDP的17％（Stern，2001），而同期这个部门的国内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其工业产出占全部工业产出的比例（包括乡镇企业）更是达到71.79％（Chenishkin，2001）。第二，显示市场声誉。不管是家庭部门还是企业部门，总是愿意与拥有更多自有资本的银行打交道，因为资本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第三，防止破产倒闭。就银行自身而言

7、，持有更多资本金可以减少资不抵债从而破产倒闭的可能性。第四，减少转换成本。当资本金因贷款损失而出现短缺时，银行就得做出减少资产的选择。而减少资产，无论是削减信贷还是卖出证券，银行都需要支付相应的转换成本。　　那么，国有银行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如何体现以上功用的呢？可以说，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功用与国家出资的性质有关。笔者既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对于国有银行，国家长期以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更明确他讲，国家是以其声誉“入股”的。既然如此，国有银行的市场信誉便是通过国家声誉来显示；与国家声誉相伴随的担保机制解除了国有银行的破

8、产倒闭之忧；在国家声誉充当资本金的场合则根本没有支付转换成本的必要，更何况这种特殊资本金的缺损也是无法用资产的转换来弥补的。至于风险偏好则相对复杂一些，国有银行经理人员自然是风险爱好者，而国家作为出资人当属风险厌恶，因为它毕竟以其声誉入了股。　　国家的声誉固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