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阳明心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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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居正与阳明心学论文..毕业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少年时即疑敏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旋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隆庆元年（1567），穆宗即位..毕业，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执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对于振兴朝纲，缓解财政困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由于他推行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许多贵族官僚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一些不满，加以他刚愎自用，秉权过权，更成为朝野“清议”之的。据《明史》本传，他死后遭谮毁而被

2、削爵夺谥，籍没家产，其长子自缢身亡、次子和他的弟弟“俱发戍烟瘴之地”。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东润在其名著《张居正大传·序》中概略性地评述道：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持到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到崩溃，中国由安定走到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

3、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就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问题在于：既然“张居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1］，那么，风行于当世的阳明心学对他思想有无影响？他本人的思想与阳明心学有何异同？他与阳明后学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阳明学的发展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关涉到对张居正其人其学的评价，而且在研究明代中

4、后叶思想史时也是很值得认真论究的。一大凡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思想理论，总是对应着现实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明代中后叶先后出现的王阳明“良知”之学和张居正“敦本务实”之学就是如此。王阳明（1472—1529）把其所处时代出现并愈演愈烈的“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为困穷，恣肆交作”［2］的社会现实问题，归因为“良知之学不明”。他说：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

5、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风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3］在他看来，“纪纲凌夷”的现象反映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4］则是普遍存在的“纪纲凌夷”的社会现实在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至于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乃在于“良知之学不明”。因此，他认为，只有讲明“良知之学”才能使“天

6、下可得而治”。这样，一切社会矛盾都被消融为伦理问题，似乎现实社会危机的解决并不在于更新伦理规范，也不在于依据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对政治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仅仅只在于使人们的道德实践怎样好地与纲常规范一致，从而更有效地维系现实政治体制，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危机。这在逻辑上虽有因果倒置之弊，但确使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纯经院之谈，而具有十分显明的政治实践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阳明力纠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之弊，重新诠释“格物”之义：“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5］格物即正物，而物乃心之外化，“心外无物”，故“天下之

7、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6］正物即正心，亦即“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7］同时，他又反对陈献章提倡的那种一味“静坐”，期图“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或通过天长日久静坐，“然后见吾此心之体”［8］的做法，认为：“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这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法人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是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8、［9］可见，阳明真正重视的是要实实落落依照良知去做。这样，他便将封建纲常伦理由外在的“天理”转化成内在的“良知”，在此基础上来强调道德实践，甚至进而把认识上的是非也纳入道德实践范围，与主观上的好恶相等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