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落实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落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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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改革：落实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落实论文..毕业内容提要：中国公法制度建设三十年的历程，按照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现行宪法颁布之前的酝酿期，以现行宪法颁布为起点的公法秩序奠定期，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的控权期，以人权概念入宪为标志性事件的人权彰显期。关键词：人治法制法治人权宪政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中国公法制度建设的全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毕业，计划经济的陈习积重已深，市场经济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渐建立和深化；现代公法制度赖以存系的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结构正处于形成之中；与现代公法制度向配套的法律观念有待启蒙、

2、法律文化尚待生成；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所搭建的公法制度基础，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几乎被砸烂殆尽。另一方面，公法制度的建设需面临并回答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新型问题，信息产业突飞猛进、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的全球化的提速等方面的因素，为我们提出了诸多须应对的新型时代课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围绕大规模的公法制度建构与变革，开始了一场姗姗来迟的、深入持久的“公法再造”的宪政运动。1三十年，对于一个国家公法制度的展开，通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就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三十年的瞬间中，公法制度发生了诸多在以往需要更漫长的时期去完成的转变，积淀了诸多的成就与经验，

3、笔者以时间为轴，对这三十年中的宪法与行政法制度的演进谱系进行概括性梳理。我国公法制度在近三十年中的发展过程，根据不同阶段所实现的任务、所体现出的特点的不同，借助一些重要事件为分水岭，可大致区分出分别以酝酿新的宪法秩序、奠定现行宪法秩序、控制行政权力、保障人权为主要特征的四个前后相承的阶段。一、1978－1982：酝酿以1978年宪法颁布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所在的1978年为起点到1982年宪法颁布前夕的这个时期，是我国公法制度处于摆脱“文化大革命”法制荒芜的状态、初步恢复公法秩序、为现行宪法秩序形成作准备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可能于短时间内

4、被一扫而清，公法制度中也难免留有大量的残余。与此同时，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此阶段公法秩序的恢复工作，也为后来公法制度建设的全面展开进行着酝酿和准备。过渡性的特征集中得体现在1978年宪法的出台及其两次修改过程中，这是此阶段最重要的公法制度建设活动。这次全面修改虽然发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同样是这个时期我国公法制度制度建设酝酿与尝试过程的重要事项，并且构成1982年宪法的重要基础，在新中国宪法史扮演着“恢复性的过渡宪法”2的角色、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功能。从体例和主要内容看，这次对宪法的全面修改基本上是在尝试恢复1954年宪法，并注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新思想”。但双重目的之间

5、互有抵触，于是，1978年宪法在客观效果上既没有彻底恢复到1954年宪法的水平，又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1975年宪法的影响。文革思想的残余，不仅体现在1978年宪法的基本精神中，诸多具体内容中也体现出严重缺陷。宪法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的思想确定下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仍然被写近序言中作为“新时期的总任务”的组成部分。宪法中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作了许多不适当的规定；宪法中过多地强调“专政”的内容。在经济制度中，按文革的极“左”思想理解规定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

6、配形式和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保留了革命委员会这项文革造反夺权创造的政权形式；对法院审理案件则体现了文革遗风、群众专制的思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中，“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被规定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内容，并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类群众运动式民主权利。3正是由于1978年宪法这种残余性，使得它虽然比1975年宪法进步，但还远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随着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的深入，修改宪法乃至再次全面修改也就不可避免。1978年宪法在拨乱反正的深化过程中，发挥着临时性宪法秩序的作用；作为缓冲，它为1982年宪法的出台赢得了相对充裕的酝

7、酿时间。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1978年宪法的经验积累，对1982年宪法的酝酿，在修改组织、修改程序、全民讨论等方面都做了较充分的工作。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并专门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后者先后进行了五次全体会议，经过前三次的会议形成了《宪法修改草案》；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后公布，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经过半年多的讨论，修宪委员会召开第四次、第五次全体会议，参考全民讨论提出的意见，逐章讨论并进一步修改全民讨论后的宪法修改草案，由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提请五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