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须相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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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内需须相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毕业论文扩大内需的制度框架分析第一次扩大内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抑制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起了很大作用，对于研究反衰退、反通缩的政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融入此次扩大内需的思考中。首先，在理论上有必要指出，为国内所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其实是针对发达国家“丰裕中的贫困”的，而中国显然不符合这一前提。中国正处于渐进式改革的转轨时期，因此研究扩大内需就不能拘泥于静态的总量均衡的技术分析而忽略了制度前提，必须从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开始，探寻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制度根源

2、。微观的出发点也应是“以人为本”，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和居民的经济理性，避免总量分析中忽视微观个体，用集体的福利最大化来代替个体福利最大化之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使内需不足以及经济内外失衡都无疑与消费不振和高储蓄率有着特别重大的关联，而扩大内需单纯采用短期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的政策措施，利用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和汇率调整，甚至重新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或做出一些边际上的调整姿态，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历史趋势的。虽然“立足内需”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方向性选择，但是仅仅停留在这点认识上还远

3、远不够。那些表面上看来是总需求和总供求失衡的宏观经济问题和经济增长，必须放到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予以思考。研究先从分析居民高储蓄开始。中国改革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而国家主导改革的初始动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从完善计划体制出发，引入市场机制，获得市场经济下高效分散决策的经济绩效。而要满足这一动机向分散化的市场经济机制转化的要求，必须放松管制，扩大企业权利，政府从经济领域有选择地退出。正因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大国，而在“放权让利”的道路上，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政治集权，放松

4、管制必须通过向地方政府分权来进行。毕业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所要做的是调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而计划体制中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则转变为市场机制中的宏观调控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松管制的手段，是由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内生决定的。我国的制度安排使以财政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同时具有两种行为的激励：一是直接参与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实现对不发育或残缺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从推动经济发展中弥补财政缺口;二是利用产权界定模糊(土地征用等)和预算“软约束”(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隐性举债等)攫取利益。地方政府行为

5、在二者之间的摇摆，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决定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进程。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产生了“看不见的手”，还创造了“看不见的脚”，可以肆意踩踏市场。在渐进式改革中，中央政府(委托人)通常通过地方政府(代理人)在现行的行政框架内推进制度变迁。随着依靠制度模糊租金来赎买代理人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现有财政分权制度的交易费用正在迅速上升。这个改革路径的战略性拐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是：在此处，继续进行分税制度下，地方主导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即将超过其边际收益。因此，必须从明晰产权和硬化预算约束的角度，规

6、范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这个过程只有中央政府采取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施才是成本最小的，才能尽快改变制度变迁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长期扩大内需的重要制度前提。现行理论框架存在的问题现在宏观分析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经济运行，侧重于宏观总量间关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工具是AD-AS(或IS-LM)模型。是否存在“过冷”或“过热”，由一般物价指数(包括CPI、PPI、RPI等)来测量。在这种理论指引之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增减总

7、需求，从而熨平经济周期。这种规范性的诊断方法，为宏观调控带来了极大方便。这就像医生为病人诊断是否“发烧”或“发冷”一样，只要一量体温是否处于36.6度的临界点，就可决定是否给病人服“退烧”或“升温”药。然而，“温度计”——统计指标——所表现的数字，是一个复合结果，并不能说明其背后的终极原因。另外，现有理论也没有解决好经济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关系。投资带来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国民储蓄。短期内储蓄毫无用处，什么社会功能都没有，增加国民储蓄只会因消费需求的减少而引起经济衰退。但事实上，从

8、长期来看，储蓄增加决不是经济的漏出量，只不过购买力从现在转移到了将来，成为将来的购买力。所以不能简单地将降低储蓄作为实现一时刺激经济的目标，因为可能要付出经济长期停滞的代价。当然仅有储蓄率的提高，储蓄不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投资，经济仍然存在停滞或衰退的可能，但此时的责任在于低效的银行制度和投资体制，不能归罪于储蓄者。第一次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理论，是以通货膨胀、扩大政府投资、反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