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初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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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初探论文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整体倾向仍然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城乡迥异且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仍然未能突破城市和乡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两个独立的小圈子，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误区。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社会效应1.消除城乡壁垒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是消除中国社会城乡壁垒的突破点。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主源始终没有转移到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去，一直由农业和农村肩负这一重任。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

2、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freeleron,1996;Neumann,.freeler)明显比城市普通居民(普通雇员、工人)拥有更多的财产。一般来说，农户不但拥有他们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牲畜和农业机械。这些财产是可以随时变现的。在这种状态下，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体现(D.G.Johnson,1998)。当然，从政府财政的角度，农业和农民因此也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保障税的一大税源，所以，即使是在农场经营者拥有土地的高收入国家，农村居民也被逐渐地包容到正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这在全球已经是一种大趋势。中国

3、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土地是一种公有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并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仅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生病或年老后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能靠变卖土地以供所需。同时，几十年的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体制导致农民一生积聚的财富非常有限，大多数地方的老年农民都没有足够的积蓄来安享晚年，在国家提供的救济和养老院等福利设施对老年人的需要是杯水车薪的情况下，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只能落在家庭保障上。家庭保障在中国农村沿袭已久，它是几千年来自给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传统的保障形式，一直是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主要途径，至今仍魅力不减。以养老保障为例，据中国1995年对

4、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由家庭养老的农村老人占农村老人总数的94.7％，家庭养老包括靠子女晚辈供养、由配偶供养及靠自己微弱的劳动收入来养老三种形式。靠配偶及自己养老均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在中国农村，还有劳动能力者只限于70岁以下的老人，在这一时期可自养。但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也就是说在老年这一时期度过的时间将越来越长。故自养的可能性将随岁月而消失，而岁月带给老年人的则是赡养需求的增加。同样，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不会太大，所以夫妻之间的相互保障也非常脆弱，不足以依赖。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主要还是靠子女或其他晚辈。农村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使家庭功能从根本

5、上不同于自给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封闭式的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被各种乡镇企业和其他经济联合体所取代，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代际之间在思想、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代沟”，大家庭不断地趋于解体，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家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据国家统计局1990年农村家庭调查中有关四川和辽宁数据表明，在8％的农村人口已进入老龄的同时，核心家庭占到家庭总数的73.25％，核心家庭的发展使得家庭保障在经济和感情交流功能上发生困难，家庭结构小型化，也使得老年人的家庭日趋缩小，辽宁省独自只与配偶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高达12.7％。又据199

6、5年中国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不超过3人的老年人家庭，城市占56.77％；县镇占50.36％；农村占19.69％。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显效，家庭中“儿子”数目的下降，独立或只与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还会上升，很多老年人会因此失去生活保障。家庭模式的改变，将大大削弱家庭保障的传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就显得极为重要。中国的健康指标不仅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而且已接近发达国家70年代中期的平均水平，被世界银行誉为世界卫生领域的奇迹。1950年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预期寿命是40岁，到1990年增加到63岁，中国1950年人口预期寿命是38岁，1990

7、年达到60岁。另外，世界卫生组织采用DALY4测算疾病负担：1990年世界每千人的DALY为2596，印度为344，中国为178，亚洲其他地区为260，欧洲经济高收入国家为117。由此可见，按DALY指标来看，中国疾病负担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成功的记录。不仅如此，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建立前的200‰下降到目前的31‰。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了望周刊，1996，59期)。但后来的情况却是：当亚洲的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