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外交政策：以民族主义为线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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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中国外交政策：以民族主义为线索论文.freelan），这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新的、毛之后的民族主义不仅对台湾的自治发出了挑战，并可能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尽管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冷战后一个新的和负面的现象，本文试图就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将论证，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长期因素；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日渐温和；从那时起，一种积极民族主义已经建构起来，它既能够满足中国渴望民族复兴的愿望，又能增进世界的普遍福利。一、中国对外关系中

2、的民族主义转折对中国人而言，在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时，民族主义是一个新式概念。20世纪之前，中国人看待对外关系的依据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随著“中国治下的和平”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闯入而衰败，民族主义终于在20世纪破晓之时进入了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并且成为自那以后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动力。1、传统文化主义眼中的对外关系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Levenson）和一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如梁启超、孙中山和冯友兰都将传统文化主义描述为20世纪前2000多年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文化主义最重要的表现是，它在“我们”中国人和“他们”

3、非中国人之间作了清晰的区分。冯友兰观察到：“中国人始终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的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但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詹姆士·哈里森（JamesHarrison）也指出：“传统的中国人通常根据基于历史遗产与共同价值观所限定的‘文化主义’，而不是根据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来自我定位。”从文化主义角度来看，中国人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对中国文化——即支配了中国人思维将近2000年的儒家思想——的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这一文化成为区分中国人（华夏）和非中国人或“夷狄”的标准。而且，文

4、化主义并不认为中国人与“夷狄”之间的地理边界是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一俟“夷狄”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就成为了中国人，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区分中国人与“夷狄”关系时，文化主义采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普世主义（天下主义）观，将中国视为等级化世界体系的中心。由于具有在这一体系中最发达的文化，中国不认为其他实体具有和中国同等的地位。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而中国的皇帝即天子有权受天命而统治天下。这一等级体系的最好表现是从汉朝开始出现的朝贡体系。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优先关注文化意义上的华夷秩序，而非民族间或国家间关系。在“我们”中国人与“其他”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首先是文化上的，文

5、化间关系构成了华夷秩序的本质。在这个世界里，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是所有国家之间简单的一员，而认为自己是和那些没有开化的蛮夷生活在一起的唯一文明的和有教养的共同体。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之一是促使他们接受普适的中国文化并使之发生转化，而促使他们发生转化的主要手段是道德示范，尽管有时也使用武力。这种视野反映了19世纪前东亚国际体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数千年来，中国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可以有力地挑战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他文化可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偶尔会征服中国的腹地，然而，当他们想统治庞大的中国人口与幅员时，他们不得不采用中国文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思维中

6、深深地扎下根。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梁启超从一个相似的角度说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相反，他们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下。2、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约瑟夫·列文森在其经典著作《梁启超与其新民观》中提出了从文化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论断，以此理解20世纪前后中国人对于自身认同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巨大的观念转变。这一论断将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那一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当中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并将那一时代看成是“民族主义侵入中国历史舞台而文化主义让路”的时代。文化主义的瓦解根源于它的

7、中心观假设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至高地位的失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多次遭异族入侵，然而，这些所谓“夷狄”的侵犯和对中国的征服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威胁。但是，来自海外的新的“夷狄”不仅在军事上更加强大，而且在文化和宗教上也令人畏惧。西方列强和日本通过击败清朝军队，造成了对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动摇了数千年来“华夷秩序”的根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突然发现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相反，它被抛到了世界的边缘，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里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拯救中国的替代观念。民族主义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