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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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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为您整理了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_法史学论文,欢迎参考!【摘要】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为理论架构,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民初
2、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商人与政治的研究主题,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或者现代化的理论取径,而对中国近世的政治、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行为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其实,讨论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必流于牵强。对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本人研究的重心即
3、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去梳理商人与政治、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文献批评1980年代前,商人与政治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其一,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
4、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政治幼稚说等等。(注: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
5、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者买办阶级作些区分。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这些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色彩仍很浓。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商会
6、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注: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
7、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其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
8、,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注: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在西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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