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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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如下文一、感物道情与圣贤气象正是通过情的审美感化上升到志之境界。感物道情是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从诗言志(《尚书》)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感物吟志(《文心雕龙》),再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序》),都是强调诗歌之情的感物而动的性质。古代文人认为,诗所表现的情是创作主体受外界客体的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心灵感触,朱熹继承传统诗学思想,在其理学性情理论下,形成了自己的感物道情的诗学主张。感物道情可以说是朱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具体来看,诗人所感之物包括自然景物,这是感物最主要的内容

2、,在朱熹文论和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频繁。《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朱熹对作品中的植物、香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有时甚至用《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医书中的术语进行考证。所感之物也包括社会事物,尤其是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遭遇与社会事件。在这方面,朱熹借鉴司马迁发愤着书与韩愈不平则鸣等思想,并融入感物道情,使其理学思想与文艺批评理论更加圆融,主要体现在《楚辞集注》中他对屈原及其辞赋的评价。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屈原自己的人生遭遇出发,朱熹得出《离骚》是体现屈原忠君爱国之情的结论。感物道情的另一方面是道情,在朱熹看来,所道之情既可抒发愤懑之情,如《楚辞集注》

3、中对《天问》的品评: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书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楚辞集注》卷三)也可抒写男女相悦之情,如他对《诗经》中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只要出于正就会给予客观的评价。当然,另一类诗像《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郑风?将仲子》《郑风?有女同车》,朱熹把它们归为淫奔之诗,其标准于儒家的思无邪,也和他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相统一。但朱熹否定的仅仅是不合于理的,没有受到理的节制的私语,而不是一切正常的情感,所以朱熹认为情感是合理的存在,它是人性的外观,是不应逾越节制的。这对于

4、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来说,实属难得。(一)《楚辞集注》中的忠君爱国之志朱熹《楚辞集注》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把《楚辞》仅仅看作是骚人词客吟风弄月、露才扬己之作,其主要目的而是要发明屈子微意,挖掘蕴藏在屈原作品中的高尚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这一方面与朱熹所处的时代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文学感物道情的独特见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

5、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泪呕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楚辞集注》卷首)类似忠君爱国这样的表述在《楚辞集注》中随处可见。如他评价《湘君》: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楚辞集注》卷二)说《山鬼》是: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楚辞集注》卷二)忠君爱国不仅体现出《楚辞》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诗歌固有的道情这一本质内容,这正是朱熹对楚辞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情属于同一

6、层次的还有意、志、才、气、欲等范畴,朱熹认为情又是意的骨子,志与意都属情(《孟子集注?或问》卷11)。在儒家诗言志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志又是情之最高境界,《楚辞集注》中,朱熹把屈原的忠君爱国之情转换为志的境界。如他解释《国殇》霾两轮兮执四马,援玉兮击鸣鼓说:援击鼓,言志愈厉,气愈盛也;(《楚辞集注》卷二)评宋玉的《九辩》:闵惜其师忠君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楚辞集注》卷八);(评价《山鬼》说:以其托意君臣之间者而言之,即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洁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见其才能之高也。这里的志不是诗言志的简单继承,也并非司马迁所说的其志可与日

7、月争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后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对屈原作《离骚》抒其志是持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评价正是其性情思想的体现。性情之间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使情具有内在的道德根据,因情以见性,实际上是情感体验的自我超越,即把人的感性活动提升为道德化的本体存在,这样就提高了人的自我价值[2]。屈原志洁,故其情必定是合乎道德标准的,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理学体系中,这种性情评价也必定是积极的,所以在朱熹这里,它又回归到了忠君爱国之志的境界。张玉奇先生曾把朱熹哲学思想的道德结构划分为性情行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的范畴为信诚

8、忠[3]。潘立勇先生解释到:信是人的本然之性里实有仁义理智之本性,诚是人的情志中实有爱恭宜别之真情实意,忠乃是人的品行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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