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秘书腐败的原因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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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议秘书腐败的原因及其对策

2、第1　随着秘书腐败现象的增多，“秘书腐败”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所谓秘书腐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秘书任上变质，被绳之以法的；另一类是曾经做过领导秘书，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沦为腐败分子的。秘书有着特殊的身份和权力，是个不带“长”字的官。他们中的少数人利用其自身优势，上通下联，呼风唤雨，官不算大，能量却不小。官场上言传：“欲见领导，先求秘书”；“欲打通领导关节，先打通秘书关节”，足见其地位、作用非同小可。秘书腐败的可怕之处在于：这部分人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有的已被培养为或正被培养为领导干部，成为各个层次的接班人。这些人一旦掌握权力，自以为背靠大

3、树，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有的甚至成为“腐败领导”的左膀右臂，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么，是什么原因产生了秘书腐败？面对秘书腐败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粗浅的议论。　　一、秘书腐败现象浅析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部分被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秘书犯罪资料：　　李真：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犯罪事实：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处刑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吴庆五：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犯罪事实：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人民币1872万元及企业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多元；介绍贿赂人民币40万元。被处刑罚：死刑，缓期

4、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蔡建辉：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犯罪事实：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处刑罚：有期徒刑八年。张焱争：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犯罪事实：受贿港币5万元，人民币2万元。被处刑罚：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陈健：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犯罪事实：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处刑罚：有期徒刑十五年。　　闫振利：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的秘书。犯罪事实：贪污人民币1万元。被处刑罚：有期徒刑七年。段爱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的秘书。犯罪事实：受贿人民币5.6万元。被处刑罚：有期徒刑五年。　　何世平：北京市原副市

5、长黄超的秘书。犯罪事实：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刑罚：有期徒刑十六年。①　　李真、吴庆五、蔡建辉、张焱争、陈健、闫振利、段爱华、何世平，一个个被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秘书的犯罪事实摆在眼前，警醒着人们：秘书腐败不容小觑。秘书腐败比领导腐败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秘书与为之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他们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腐败之堤一旦发生蚁穴，他们就会快速抢险。这就使得领导和秘书两者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绝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和窝案，甚至足以瘫痪一级政府或一个部门。对领导秘书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必须找出其腐败的原因

6、，严加教育，严加管束，严加防范，严加挑选，用准人，用好人，真正发挥秘书的参谋助手作用。　　二、秘书腐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与他们服务的领导干部大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是秘书腐败的直接原因　　就已公开的案例看，秘书腐败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腐败秘书在领导人身边充当的角色主要是智囊角色和经纪人角色。程维高案是被前任秘书李真和吴庆五案牵涉出来的，陈健等一批北京市领导的秘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落网，是被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希同案牵涉出来的。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领导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相互了解，领导往往比较重视秘书的建议

7、。久而久之，秘书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有了特殊的地位。人们“尊重”领导的秘书，关键是因为他们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多数人抱有得罪不起的态度。现在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些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喜　欢提拔自己的秘书。从这种意义上讲，秘书腐败的产生，首先是领导在行政工作中丧失了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秘书腐败只是领导干部腐败演绎出来的一个细枝末节。无职无权的秘书，为何大都有较大的神通？如果没有实权在握的领导为其撑腰打气作后台，秘书便没能力更无胆量搞腐败，故而秘书腐败的上游在领导。试想，秘书为何竟敢超越自己的职责权限范围干预干部选拔、人事安排、政务决策与管理等党政事务

8、，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整日与领导干部“耳鬓厮磨”，在一些“内部信息”甚至是“关键证据”上，他们与领导干部是“资源共享”的。于是，有些领导干部不管情不情愿，日久天长都得把自己的秘书当作绝对的“自己人”看待。这就是许多秘书不假思索地以领导身份直接处理一些敏感甚至是关键问题的直接原因。　　（二）机制体制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是秘书腐败的深层原因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体制机制制度客观上不能同步衔接，造成了各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