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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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论文一90年代以来，随著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和高速发展，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重新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必然伴随著政治现代化。所谓「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配，而国家则应该相应地撤离出这个社会领域，充当一个「守夜人」。根据这种看法，只有所谓的「政治现代化」才能保障经济的继续繁荣和健康发展.freely）。康晓光认为，「90年代的大陆与1975年之前的香港的政治结构」存在著相似性1。这种相似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2、1、一个不必对社会负责的政府；2、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精英集团；3、一批接受了权威政治现实的知识精英或专业精英；4、一个有助於造就政治麻木的大众阶层的相同文化传统。毫无疑问，康晓光其实是暗示90年代的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香港化」了。所谓「香港化」就是指一种「非政治化」，一种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威的缺失或不在场状态。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康晓光重点谈到了90年代中国的「非政治化」特徵。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属性」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首先，中国的统治模式已经从集权政治转变为威权政治，尽管统治阶层仍然垄断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但却放弃了对经

3、济和私人领域的全面监控；其次，随著「意识形态的更新」，统治阶层已经从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利益集团或「理性的经济人」；最後，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已见雏形，「毛时代那种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不复存在。国家权力不断收缩，相应地社会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脱出」2，即是说，国家与市民社会已经开始分离。令人感兴趣的是，康晓光似乎严格遵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只是「客观」地描述「行政吸纳政治」的事实，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凡「价值中立」者，总不外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缺乏相应的评判标准，不能进行价值判断；要么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宁愿把自

4、己隐藏在「事实」的背後，不愿意进行价值判断。在笔者看来，康晓光似乎更倾向於後者。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康晓光更多地强调「行政吸纳政治」对香港和大陆的共同适用性，强调二者政治结构的相似性，但却很少突出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异：香港从来就是非政治的社会，但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政治社会，一个「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由此可见，「行政吸纳政治」一语本身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康晓光在文章中提到金耀基的说法：「行政吸纳政治」既可以指「政治的行政化」，也可以指「行政的政治化」3。但是，不管金耀基还是康晓光似乎都没有注意，这两个说法意思颇为不同。「政治的行政化」强调的是，政治的权

5、威本身已经被「行政」架空，国家权力已经无力全面控制整个社会领域，所以被迫不断地收缩到一个狭小的政治领域，相反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领域却获得了广阔的独立空间；如果听任这一空间的无限蔓延和扩展，那么国家权力就有可能完全被架空。反过来说，这一危险必须由「行政的政治化」予以补救，已经被架空的政治权威反过来需要「行政」来承担。概而言之，「行政吸纳政治」似乎兼有相互对立的两重含义：它既意味著政治权威的瓦解，也是指政治权威的重建，既是导致危机的起因，也是克服危机的努力。就全文来看，康晓光似乎更强调「行政吸纳政治」的第二层意思──「行政的政治化」。「行政的政治化」之关键其

6、实不在「政治」，而在「经济」。重建政治权威的途径不是依靠政治（如社会动员或群众运动），而是依靠经济的发展。90年代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由此导致中国的「群体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经济精英（资本家和经理）和知识精英（知识份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新精英群体已经形成。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拒绝民主化的道路，继续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但在经济上却「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建立了精英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对於社会精英来说，通过政治能够获得的东西已经都得到了，因此政治就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了」4。统治阶层与其他社会精英的共契、国家与社会

7、的纽带，不是共同的政治责任和认同感，而是经济利益的一致。还是康晓光说得明白，「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5至此，康晓光的意图似乎才逐渐明晰。直截了当的说，康晓光认为90年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在根本上取决於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为统治奠定合法性，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满足新精英群体无限制的利益需求，把他们从「政治的动物」变成纯粹「经济的动物」。「行政吸纳政治」之所以能够重建政治权威，是因为它创造了某种「政绩的合法性」，而後者则在根本上取决於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经

8、济的增长和所谓「政绩的合法性」是否就能保证政治权威的重建，是否就能塑造整个国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