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迭出的“醉翁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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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般描述为“文人士大夫的风雅情怀”，这种解释大致不差，但失之浮泛。其实，“醉翁之乐”是欧阳修富有创造性的人生体验，在多方面具有新意。　　　　一、对贬谪文学的突破　　　　欧阳修于庆历五年秋到庆历八年闰正月间谪官滁州，《醉翁亭记》作于庆历六年秋。按照时限分类，《醉翁亭记》可以归入贬谪文学。不过，欧阳修以“醉翁之乐”为行文线索，消弭了贬谪文学作品常见的抑郁心态。　　屈原《离骚》为中国古代贬谪文学确立了基本主题：怀念故都、思念家乡、忧谗畏讥。此后贬谪文学不断发展，但基本主题未有大的改变，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虽能别出境界，但心境仍然寂寥孤冷；至于范仲淹《岳

9、阳楼记》所说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感极而悲”等，也与《离骚》类似。欧阳修《醉翁亭记》没有遵循旧例写作，而以乐观精神突破了贬谪文学的传统主题。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先后以“醉翁”“太守”“庐陵欧阳修”等语词，来标明自己的身份。我们认为，这透露出作者在贬谪地获得了人生归宿感：作为醉翁，已然忘却纷争，不再忧谗畏讥；作为太守，治下政通人和，不必怀念京城：作为异乡人，滁州有足乐者，自己没有孤独感。其忘忧得乐的心理状态，可以用这样的诗句来概括：“但有居官沉醉乐，不知何处是他乡。”　　欧阳修在任滁州太守之前，有两次居官山野的愉快经历。第一次是他25岁到28岁时为

10、西京推官，主要生活内容为游艺。据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三记载，其间欧阳修与文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常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醉翁亭记》所说的建亭饮酒、朝往暮归、四时无穷等乐趣，就是这一游艺心态的自然延伸。第二次是欧阳修30岁到31岁时贬在夷陵、乾德，学会了在困境中自我排遣：“每以民事便为销日之乐”，而“殊无谪官之意”。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到，自己身为太守而能与游人同乐，这就是“以民事销日”经验的深化发展。与此相对照，滁州任前欧阳修在朝廷为官，内心总是因为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而痛苦。《醉翁亭记》只说“林间自在啼

11、”之乐，而不说“锁向金笼听”之苦，这是欧阳修对居官的苦乐有了深度感悟之后而酝酿出的通达放旷的人生境界。　　“醉翁之乐”为宋代贬谪文学的转型导夫先路。欧阳修的学生苏轼一生多次遭贬，而始终以达观的态度笑对苦难，在海南期间甚至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潇洒自如的句子，这就是“醉翁之乐”精神的发扬光大。《醉翁亭记》出现之后，抒写居官山野的愉快经验，自然就成了贬谪文学作品可以选择的一种内容。　　　　二、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欧阳修奉行“文以载道”，他的散文创作以儒家思想为指归。《醉翁亭记》创造性地援引了儒家思想中“述乐”的内容，使文中的精神资源

12、充实、饱满、新鲜。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与其他诸子学说进行论辩与争斗，是生动活泼的文化主张。可是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引导，在从汉到宋的漫长时期，儒家思想逐渐道统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为国家与社会承担责任，就成为儒家思想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要求。其思想渊源在《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宋代又得到发扬光大，前如范仲淹宣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如张载坚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固然是伟大品格的表现，但士人却也因此形成了沉

13、重的文化心理负担。如何释放由道统化儒学培养出来的巨大精神压力，是宋代士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欧阳修的时代，士人已有多种方法去释放这种精神压力，比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又如儒道互补、儒禅互补、儒释道兼修等。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则选择了一条全新路线，即从先秦儒家思想中寻求可资快乐的精神资源，以释放内心的沉重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警语，就化用了《论语》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并深得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的雅意。“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状态暗合。至于《醉翁亭记》写到的琅琊游宴，正是

14、中国古代社会难得一见的“与民同乐”场景，而这又是孟子“与众乐乐”思想的深化发展。特别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