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法律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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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的法律与社会

2、第1　　二、台湾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　　对社会学家来说，法律是一种实际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意味着它是动态的文化现象，无法自外于文化与传统，不同文化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文化；另一方面，它也是实际的社会事实，是社会中社会规范的一种，既不是国家所独有，且跟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整个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都是法律的背景，法律制度与其它的社会制度，如政治、经济、宗教、伦理道德等等，都存在一种彼此交互影响的辩证性关系，换句话说，不是单向式的（如经济发展决定法律变迁，或法律发展决定政治变迁）。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制度一方面是与其它社会制度区分

3、开来的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也跟其它社会制度同样置身在整体的大社会里。所以它有相对独立的一面，也有跟别的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的一面。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社会学家就没有办法像法学家一样，把研究法律的焦点，摆在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典之上。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设限，因此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把目光移到社会中人的实际法律行动，以及法律制度实际运作的过程之上。除了对官方法庭实际存在的诉讼案件作个案分析之外，我们还会注意到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法律多元主义（legalpluralism）的现象：在任何现存的社会中，除了国家法律之外，还会存在其它的类似的法律规范

4、体系。　　法律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奥地利的艾理希（EugenEhrlich，1862-1922）特别强调说，法律并不是国家的专利，它还蕴含在社会团体和社会习俗当中，因为在社会团体的生活里，以及社会中人的行动里，存在着自然形成的、活生生的法律（livinglaateorder）。对他来说，正因为每个社会团体都有强制机构，所以就会有它们自己的法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党有党章、乡有乡约等等，各社会团体为了维持其内在的秩序，所制定出的规则，无论其成文与否，只要其付诸实施，即称为法律。在这样的观点之下，韦伯建构了他的团体多元主义与法律多元主义，国法只是诸法之一

5、而已（alinoy）的特性，国家法律如果没有社会中的活生生的法律的支持，常常是窒碍难行的。因此，到底国家法律与其它民间活生生的法律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被法律社会学家与法律人类学家当作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里（台湾社会也不例外），整个社会愈来愈法律化，亦即统一化、科学化、官僚化的法律次系统，逐渐入侵其它社会次系统；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民间社会攸关法律发展的社会运动也相当蓬勃，如所谓“（国家）法律之外的抉择”（alternativetola）来看待，由民间非正式的调解一直到官府衙门的正式判决，诉讼过程渐渐正式化、形式化、

6、繁复化，由“私了”到“公断”，步步都是法律的运作。如果采用社会学家以“量”的多寡来看法律的观点，这就是法律程序的形式成分由少到多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法律成分由少到多的过程（Black，1976）。荷兰法律社会学家布兰肯堡（Blankenburg，1980：83-98）也提出“或多或少的法律”的说法，对他而言，法律有个连续体般的运作空间，介于调解与判决之间，这两者恰立于理念型的两端，前者指的是较少的法律，后者则是较多的法律，行使前者成为调解者，行使后者成为判决者（法官）。　　1.如法律般的个人行动：个人依其主观视为法律的准则来行动（遵守、回避、违反）

7、。　　2.如法律般的社会互动：活生生的法律，日用平常的和平的秩序。　　3.两造冲突的直接解决：忽视、避免、逃避、忘却、抗议、怒斥、协调、自力救济等。　　4.由一个两造认识的第三者出面调解：如由家族族长、邻里耆老方面调处“私了”。　　5.由一个两造不认识的第三者出面调解：如由半官方的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调解；各社团司掌纪律的人员调解成员问的纠纷。　　6.由一个两造认识的第三者加以判决：如家族长老、乡里耆宿依族规、乡约加以判决。　　7.由一个两造不认识的第三者加以判决：如各大型社团司掌纪律的人或单位根据社团章程加以判决。　　8.由国家法律体系的成员进行调解

8、工作：警察、法官等对民事、家事、劳资纠纷等等进行调解工作。　　9.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仲裁机构仲裁：如劳资争议的仲裁过程。　　10.由国家法庭的法官加以判决：依国家法规判决，即所谓的“公断”。　　这是由较少到较多的法律的理念型建构，分成十个阶段的连续体，各阶段之间的界限是流动性的，很难划分清楚，而且每个案例不一定牵涉到所有过程，有的可能调解就具结，有的可能调解不成，且又缠讼不休。总之，这是尝试对由个人的法律行动到国家法律体系运作的过程的分析，由“私了”到“公断”，希望尽可能地把多元主义的法律运作都包括在内。这是对台湾社会法律多元主义横断面、共时性（syn

9、chronal）的分析。　　根据笔者对台北市、台北县的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表一连续体里的第五阶段）的实地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