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从价格约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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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从价格约谈说起【摘要】当前，价格约谈在行政实践中被越来越频繁地采用，而约谈理论研究的滞后性亦随之凸显。约谈在现代行政法中的理论定位为何？是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契约行为抑或是一类全新的行政行为？约谈的制度要素如何厘清？包括其应然的基本框架和必备要素，目前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效力机制、实施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实现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问题。【关键词】现代行政法；约谈；属性；困境；应对策略；论文代写　　2011年3月22日，坊间传宝洁、联合利华、纳爱斯等日化品牌欲提价10%，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即表示，洗涤用品是群众生活必需品，其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群众

2、的生活。目前已经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同时将派出调查组赴有关企业进行调查。然而到了4月，日化产品价格便全面上调。无独有偶，2011年5月6日发改委约谈的洋奶粉企业、2011年9月16日发改委对部分白酒企业进行的约谈也无一不是以相关产品的最终涨价的结局而告终。一边是行政创新的锐意尝试，一边是制度要素和实际效用的广泛质疑。究竟约谈的理论定位为何？约谈制度又应当如何正确地构建与运行？　　一、揭开约谈的面纱　　约谈，顾名思义，约好就某一问题进行商谈。以求解决争端、平息事态。[1]实际上，在国家市场宏观调

3、控层面的约谈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在具体行政活动中开始了约谈的尝试，主要有食品药品安全约谈、税务约谈、消费维权约谈以及审计约谈等。　　（一）约谈的内涵及其类型化　　欲明晰约谈的理论内涵，可首先考察其在不同类型的具体行政活动中的内涵特征。如食品安全约谈是指质监部门对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未按时完成年度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主管负责人、监管责任人或主管负责人、监管责任人发生变更时，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组成约谈小组，对以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的警示、告诫或告知谈话；或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企业，抽检不合格企业，新建食品生产企业、企业法人、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更的食品

4、生产加工企业，由质监部门组成约谈小组，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的警示、告诫或告知谈话。[2]税务约谈是指税务稽查部门在开展税收检查工作中，收集纳税人的资料进行案头分析，对发现的问题和线索，邀请纳税人到税务机关了解其纳税情况，责成其核实纳税事宜，要求其解释和说明税务机关提出的涉税问题，并对涉税违法、违章行为进行处理和处罚，同时对纳税人今后的经营情况进行税收宣传和辅导教育的行政管理活动。[3]消费维权约谈则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与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进行直接沟通交流、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办法，督促经营者及时解决有关消费纠纷，指

5、导经营者建立和完善消费维权自律体系，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提升消费维权在行政监管和行政指导工作实践中的运行能力，提升全社会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整体效应。[4]审计约谈的内涵目前虽无明确表述，但是从性质和权力实施模式而言，颇类似于税务约谈。[5]　　其实，在目前约谈的理论和实践中，依据约谈对象的不同主要存在两种类型，即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前者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通过约谈的方式给予警示、告诫、告知或指导，属内部行政行为，是传统的行政命令的替代选择或前置的新形式，如2011年12月28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就严重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约谈了11个市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者则是指

6、主管行政机关通过与行政相对人或有关社会组织（如具有一定配合性权力的自治团体、行业协会等）的谈话进行沟通交流、通报情况、听取意见以及研究指导等，属一般意义上的外部行政行为，发改委以干预市场价格为目的的约谈即是外部约谈的典型代表。　　内部约谈同外部约谈的关系描述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第一，内部约谈的实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选择性或前置性措施，虽然象征着行政权内部运行结构优化的大趋势，但是其本身并不具有实施上的绝对独立价值。易言之，内部约谈仅是一种选择性制度，采用与否的决定、约谈的后续措施的选择以及既定行政目的的实现，都仍需以传统的韦伯式的科层结构为基础。第二，内部约谈针对不同层级的行政权

7、力之间的关系调谐，而非针对行政权与相对人权这一现代法治发展所关注的核心范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内部约谈而言，外部约谈的依据、程序、适用范畴、对相对人权利造成的影响以及异化的评估与监督等无疑才是我们更应当聚焦的核心问题。如何让科学制度的构建适应行政治理方式创新的不断需求？如何防止在参与行政、合作行政、社会行政外衣的掩盖下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传统行政权力的滥用？如何引导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形成发展以及对应治理模式的科学确立？等等。第三，应当在充分认知内部约谈重要性的同时，充分结合当前的客观情况，理性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