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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二)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二)三 第三阶段,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70年代末,巴黎国立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发行。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开始在国内发行。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进入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
2、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正在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等。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的文字。我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第三阶段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得到迅速发展。史学工作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两个阶段。 对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全面展开。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敦煌学辑刊》1集,1980年)
3、和《敦煌沿革与人口》(续)(《敦煌学辑刊》2集,1981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考察。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全面搜集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汉学研究中心编《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深入讨论了敦煌文献中的启蒙教材。 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问题,仍
4、不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既有人对旧说作进一步论证,也有人尝试提出新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788年)说,马德再倡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说,李永宁则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再次陷蕃于贞元三年。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说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这一阶段我国学者还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矛
5、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5期),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王尧、陈践和杨际平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年3期),在详尽考证由道士、女官及有关
6、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的同时,也概述了部落设置的一般情况。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杨铭认为敦煌地区的通颊部落管理人身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辑,1991年)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西北史地》1
7、987年2期),考辨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与作用。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吐蕃时期的计口授田制、突税差科和农业、商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辑),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
8、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阙正误,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编《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似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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