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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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笔者已经掌握的方志和碑刻等材料中的清代江南村庄与住房的情况，探讨人口住房的状态和变动轨迹，揭示人口生活中的住房问题。【正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

2、，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

3、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各府不连江宁，滋生人口约为2460万（注：据姜涛（1993）的研究，江宁府所在的江宁布政使司以人丁为统计单位，与苏、松、太、常、镇所属的江苏布政使司所用的以人口为统计单位不同。故不在此并列。）。从表1嘉庆二十五年的全国分府州人口密度统计，可以看出，1820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的府州共有15个，其中江南地区的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州全都入选。江南

4、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人口高密度区，特别是苏州府以1073人的高密度，和位居其次、同处江南、同是人口高密度的嘉兴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讲与全国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了。清代江南人口的高度密集毫无疑问。　　表1嘉庆二十五年全国人口密度前16府州人／平方公里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1　江苏苏州1073.21　　9　江苏镇江　522.542　浙江嘉兴　719.26　10　四川成都　507.803　江苏松江　626.57　11　浙江杭州　506.324　浙江绍兴　579.55　12　浙江湖州　475.215　安徽庐州　56

5、3.11　13　江苏常州　447.796　山东东昌　537.69　14　山西蒲州　423.887　江苏太仓　537.04　15　安徽太平　410.968　浙江泞波　523.26　16　湖北武昌　394.53　　资料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420万，农村人口增加

6、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均房屋居

7、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一户，到曾孙、元孙时“不分至十户不止”。“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五倍而止矣”。从而“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以十

8、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注：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第六。）。　　按他前一种推算，户口增长比率为1：10～20，田地、房屋增长比率为1：1～3～5。户口与田地、房屋比值差距很大。初时1：1，渐至10～20：1～3～5，差至4～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