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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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自壬戌（同治元年）四月至癸丑（当为癸酉，同治二年）已逾一年，田率汙莱，数百里无人烟，土著之人幸存者十之二，劳苦病饿致死者大半，被掳及转徙死者居一[43]。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戍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同治三年）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己[44]。（同治三年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栅，食粥者以千计，死者每日以五六十人为率，而食者

2、日死日增，盖以逃难者多，粮绝故也[45]o以上文献，大都对瘟疫较为关注，然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瘟疫对人口损失有何特别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未予提及。从这里，我们好像只能看到漂泊和饥饿才是最为重要的凶手［46］。如果疫死率真的高达五成以上，而不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当时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例究竟有多高呢？这次疫情始自咸丰十年（I860年），同治元年（1862年）达到高潮，以后渐趋回落，延至三年而结束。咸丰十年之疫，多发生于苏南浙西一带，基本为真霍乱。沈梓记录下了当时嘉兴府濮院发生的情形。他

3、于九月初十记曰：“是时吾镇（濮院镇）死者日必四五十人，棺木贵不可言。”十五日又云：“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十月初九日再记：“是时镇上疫气稍息。”［47］可见当时濮院的疫情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从九月初六至廿四这十八天，前面言日死四五十人，后言五六十人，以50人计，共死亡900人，此后十五天渐趋减少，若以平均每日25人计，则为375人，以后当还有零星死亡人数，总计为400人。这样

4、，濮院当年死亡人口就在1300人左右。濮院当时的人口约为9000人［48］，死亡率为14%。明显高于和平时代的疫死率。沈梓在此前还曾去过湖州和嘉兴交界的乌青镇，七月，那里也发生了疫情，“每十家必有死者二”［49］。若以每家五口计，死亡率不过4%，疫情比濮院要轻得多。另在同年七月，常熟的难民营中，“有邻近移来病者，因限额不能滥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疠气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惧而他行者”[50]。这里的十死二三，显然不完全是疫病而死者，因为其言“且有”，说明疠气只是原因之一。即使我们把当时难民死亡主要原因归于疫

5、病，假设疫死率为二成，那也只是难民中情况，从糞又村的记叙看，当地人的疫情并不严重，他家只是沾染痢疾而己。所以当地社会总的疫死率肯定不高。同治元年的疫情，总体上更为严重，比如，常熟“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51]。《庚癸纪略》七月初六记吴江等地情形云：“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52]《小沧桑记》谈松江情形：“加以疫疠盛行，日有数十家，市榇为之一空。”又曰：“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

6、者。”[53]从龚又村关于常熟的记叙中，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当时的疫死率不是特别高，而且他自家有六人得病，仅幼女一人死亡。吴江的情形，一个县日死数十人，即使延续三个月，总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故死亡率只会在5%以下。有关松江记载中一家丧三四口属于特殊情况，正常的应该是一二口，以每户五六口计，死亡率为20—30%,不过还有一二成家庭为全家幸免的。故实际死亡率最多也就在20%左右，不过这也只是松江城内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县。当然，有不少县不止一次遭受瘟疫，其中嘉兴的濮院等五个地区五年中有三年以上出现疫情。每年的疫情，不

7、可能同样严重，假设这些地区每年有10%的人口疫死，死亡人数最多也不可能超过50%。而这还是对极个别地区相当高的估计。对整个疫区来说，平均每个县受疫灾次数不会超过两次，即使以较高10%的死亡率来估计，这次大疫中，疫区因瘟疫而死的人也不过20%，而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则就更低，约15%上下。而从前面分析可看出，一般的疫死率只有5%左右，若这样，则总的也就约是8%。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8—15%之间，最高不会超过20%o也就是说，当时的死亡人口中，有二三成人死于疫病已是相当高的

8、估计了。8.光绪十三年（1887年）剡源之疫。光绪十三年前后，江南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疫情，疫病主要为真霍乱，特别是在浙东，显得尤为严重，当年，绍兴的上虞、山会与宁波府的大多数县都有瘟疫流行。是清代浙东疫情较为严重的一次瘟疫［54］。这次瘟疫的人口损失情况，奉化剡源的一部地方志有则较为明确的记载：（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原注）亲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