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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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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自壬戌(同治元年)四月至癸丑(当为癸酉,同治二年)已逾一年,田率汙莱,数百里无人烟,土著之人幸存者十之二,劳苦病饿致死者大半,被掳及转徙死者居一[43]。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戍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同治三年)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己[44]。(同治三年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栅,食粥者以千计,死者每日以五六十人为率,而食者
2、日死日增,盖以逃难者多,粮绝故也[45]o以上文献,大都对瘟疫较为关注,然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瘟疫对人口损失有何特别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未予提及。从这里,我们好像只能看到漂泊和饥饿才是最为重要的凶手[46]。如果疫死率真的高达五成以上,而不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当时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例究竟有多高呢?这次疫情始自咸丰十年(I860年),同治元年(1862年)达到高潮,以后渐趋回落,延至三年而结束。咸丰十年之疫,多发生于苏南浙西一带,基本为真霍乱。沈梓记录下了当时嘉兴府濮院发生的情形。他
3、于九月初十记曰:“是时吾镇(濮院镇)死者日必四五十人,棺木贵不可言。”十五日又云:“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十月初九日再记:“是时镇上疫气稍息。”[47]可见当时濮院的疫情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从九月初六至廿四这十八天,前面言日死四五十人,后言五六十人,以50人计,共死亡900人,此后十五天渐趋减少,若以平均每日25人计,则为375人,以后当还有零星死亡人数,总计为400人。这样
4、,濮院当年死亡人口就在1300人左右。濮院当时的人口约为9000人[48],死亡率为14%。明显高于和平时代的疫死率。沈梓在此前还曾去过湖州和嘉兴交界的乌青镇,七月,那里也发生了疫情,“每十家必有死者二”[49]。若以每家五口计,死亡率不过4%,疫情比濮院要轻得多。另在同年七月,常熟的难民营中,“有邻近移来病者,因限额不能滥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疠气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惧而他行者”[50]。这里的十死二三,显然不完全是疫病而死者,因为其言“且有”,说明疠气只是原因之一。即使我们把当时难民死亡主要原因归于疫
5、病,假设疫死率为二成,那也只是难民中情况,从糞又村的记叙看,当地人的疫情并不严重,他家只是沾染痢疾而己。所以当地社会总的疫死率肯定不高。同治元年的疫情,总体上更为严重,比如,常熟“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51]。《庚癸纪略》七月初六记吴江等地情形云:“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52]《小沧桑记》谈松江情形:“加以疫疠盛行,日有数十家,市榇为之一空。”又曰:“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
6、者。”[53]从龚又村关于常熟的记叙中,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当时的疫死率不是特别高,而且他自家有六人得病,仅幼女一人死亡。吴江的情形,一个县日死数十人,即使延续三个月,总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故死亡率只会在5%以下。有关松江记载中一家丧三四口属于特殊情况,正常的应该是一二口,以每户五六口计,死亡率为20—30%,不过还有一二成家庭为全家幸免的。故实际死亡率最多也就在20%左右,不过这也只是松江城内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县。当然,有不少县不止一次遭受瘟疫,其中嘉兴的濮院等五个地区五年中有三年以上出现疫情。每年的疫情,不
7、可能同样严重,假设这些地区每年有10%的人口疫死,死亡人数最多也不可能超过50%。而这还是对极个别地区相当高的估计。对整个疫区来说,平均每个县受疫灾次数不会超过两次,即使以较高10%的死亡率来估计,这次大疫中,疫区因瘟疫而死的人也不过20%,而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则就更低,约15%上下。而从前面分析可看出,一般的疫死率只有5%左右,若这样,则总的也就约是8%。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8—15%之间,最高不会超过20%o也就是说,当时的死亡人口中,有二三成人死于疫病已是相当高的
8、估计了。8.光绪十三年(1887年)剡源之疫。光绪十三年前后,江南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疫情,疫病主要为真霍乱,特别是在浙东,显得尤为严重,当年,绍兴的上虞、山会与宁波府的大多数县都有瘟疫流行。是清代浙东疫情较为严重的一次瘟疫[54]。这次瘟疫的人口损失情况,奉化剡源的一部地方志有则较为明确的记载:(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原注)亲戚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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