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研究儒家的为官治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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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研究儒家的为官治政思想悠悠五千年中国古老文明,蕴藏着无比瑰丽的智慧宝库,形成了绵延不绝、日益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中,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治政理念和治国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儒家为官治政理念和官吏管理制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和官吏管理制度,称之为除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以外的第五大发明。  把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与为官治政之道相互衔接、融为一体的,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儒子阶层。他们在参与管理国家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治政理念和经验。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道。夫阴

2、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张和《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处处洋溢着中国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治政智慧、道德理念及对为人为官的人生感悟,其中不少是超越时代限制的真理性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对儒家为官治政理论进行适应时代的认真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诠释,做好适应现代价值的转化工作,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一  历史上议论最多的莫过是“为政之道”。所谓“国正天

3、下顺,家和万事兴”,就是强调国家有道有德,才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这样谈论“为政之道”。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古知今,以往验来。”纵观历史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如初周的圣贤之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干盛世,都说明道德教化对国家的作用。从历代的明君贤相来看,如伊尹之辅佐商汤,周公旦之辅佐成王,还有齐桓公时的管仲,汉高祖时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太宗时的魏征,北宋时的范仲淹,明初的刘伯温等,他们都是强调治国要尊道施德的。  不仅如此,古代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方面,也有极为丰富的资源

4、可以借鉴。像通过科举考试和吏部加试来铨选、任用官吏的办法,说明只有经过“身、言、书、判”的严格挑选,才能进入仕途。而且,一个人为官,如果不孝顺父母,不亲和兄弟,品德不端,行为暴戾,即使再有才能,也不会得到重用。可见,权力的运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优先性,依赖于文化系统对权力运作结构做出的合理阐释,任何朝代都将道义得失摆在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地位。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是本体在宇宙运行中创造出来的形式,即盛世美德的秩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讲道德与秩序的关系。而人心衰坏、社会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都是对秩序的破坏。它打破了和谐的社会关系,销蚀了美好的社会风尚

5、。特别是那些握有一定权力,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容易引发社会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紊乱,甚至造成社会失序、犯罪迭起的非正常状态。所以,在古代圣贤们看来,吏治的关键是加强人身道德修养,严格规范管束,通过建章立制来监督权力阶层的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  在中国传统的为官为人和治国之道中,“为政以德”不仅作为治国的方略,作为为官立身和从政的准则,而且也是人格道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和价值的具体体现。“民无信不立”、“以信待天下”的古代政德民风,反映了中国民众重视政治道德的传统,并把作为个体内在的“修齐”层面的道德基础,延伸到外在的“治平”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仁义礼智信”、“温良

6、恭俭让”的人文传统精神,无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为政方略,都具有法制不可替代的作用。二  中国历代有关治国之道、为官之道的著述各有倚重,各有短长。法家强调法治,重视短期的治理效果;儒家道家强调德治,注重长期的教化效果。在长期治国的实践中,一些明君良相把二者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古代“德法并重”的政治思想。  在法家的代表作《商君书》中强调,一个国家治理得好,要靠法度、信用和权力,如果上面的君王有好法并且守法,下面的臣子也一样。即所谓“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就会天下太平。在商鞅看来,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和春秋五霸都很了解治乱之道,并且公私分明,任人为

7、贤,认为“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民,五霸以法正诸侯”。  儒家提出了道德教化的安邦治国方略,强调道德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儒家对权力的解释从不离开道德的标准。《中庸》这样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就是强调当权者与道德的关系。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和驱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精英的表率、社会舆论的评价以及个人的自我良知来实现的。孔子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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