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论文

《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论文..【内容提要】孙犁珍爱他的“抗日小说”，晚年虽有劫后彻悟之《芸斋小说》，但心理依皈仍在“抗日小说”所记录的“真善美的极致”。孙犁“抗日小说”有“三不主义”，第一，不多写抗战时期北方人民的国民劣根性；第二，不正面涉及当面之敌即日本军人以及普通的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第三，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以及战争所固有的残酷。分析孙犁抗日小说之“三不主义”的成因及意义，可以窥见孙犁“抗日小说”的特点..，也可以清理出上个世纪40年代兴盛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并据此进一步

2、描写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关键词】孙犁；抗日小说；三不主义；柔顺之德；革命文学尽管文坛对《书衣文录》(1965—1994)、《耕堂劫后十种》(1977-1995)大量深邃老到的读书笔记、随笔、杂感、书信交口称赞，孙犁本人似乎更看重小说。他晚年常以《风云初记》和《芸斋小说》馈人，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写在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小说中了。孙犁前期(四十年代下半期到五十年代中期)小说创作，多以抗战为背景，几乎每篇都写到“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主要是晋西山区)中国军民的

3、抗战。1945年抗战结束，孙犁从延安返乡，参加率先发动的华北解放区“土改”。内战烽火并未烧到冀中，孙犁没有亲历“解放战争”，这以后他的小说仍然写抗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铁木前传》，所以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为“抗日小说”，晚年并有清楚的定位：“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孙犁后期创作，只有薄薄的一本《芸斋小说》，主要是一组关于

4、文革的“笔记体”的回忆，其中多有对人性丑恶的洞察与惊怵，对人生苦短、穷愁老病的哀叹，几乎扫尽“抗日小说”的乐观钟情与柔媚明丽。但是，写《芸斋小说》的孙犁“最喜欢”“抗日小说”，说明二者之间尽管差别很大，却仍然具有某种始终吸引着孙犁的根本的同一性价值。他晚年更看重小说，原因或许就在这里。那么“抗日小说”和《芸斋小说》究竟有怎样的同一性价值呢?先说“抗日小说”。从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开始，孙犁就一直根据自己在冀中参加抗战的经历，深

5、情讴歌战争中的人情美与人性美。他毫不吝啬地饱蘸浓墨，深情赞颂那些接受了革命思想、支持共产党、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新型农民，特别是那些既有革命热情又富于美好人性的乡村女子。在萧条粗砺的时代背景下，他的作品别具一种阴柔妩媚的幽美。然而早就有疑问：孙犁的充满自传色彩和抒情特征的小说，是否“真实记录”了北方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孙犁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段话前半部分说的就是“抗日小说”，后半部分解释他为什么经历了“文革”却没有写出更多有关“文革”的作

6、品。“抗日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战争年代“真善美的极致”，尽量回避“邪恶的极致”，这是孙犁个性使然，但并不因此就缺乏真实性。“真善美的极致”不仅客观存在，也符合人们的真实愿望。如果真实就是这种真实存在并且符合人们真实愿望的“真善美的极致”，这在孙犁的作品中是十分充盈的。问题是，在残酷的抗日战争和同样残酷的国内矛盾中，“真实”是否就限于“真善美的极致”?人们对孙犁的“抗日小说”的态度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不满”，即不满他只写“真善美的极致”而不写“邪恶的极致”，最终无法抵达全面而深刻的真实。孙犁

7、的“抗日小说”不属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宏大壮观的史诗，也不是苏联作家巴别尔《骑兵军》那样混杂着血腥和丑恶的英雄传奇，甚至没有达到他所钦佩的一生坎坷的女作家萧红三十年代的《生死场》和四十年代的《马伯乐》的水平。萧红前一部长篇被鲁迅誉为展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且多有女性作者“越轨的笔致”，后一部长篇更自觉坚持鲁迅传统，在抗战初期中国军民浴血抵抗并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仍然不肯放弃“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孙犁“抗日小说”也写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但风格温婉

8、柔和乃至带着几分妩媚，“越轨的笔致”很少见，从民众中提出“马伯乐”式的典型加以辛辣嘲讽，更是绝无仅有。萧红写故乡“呼兰河”也着眼于国民性批判，充满了对于肮脏、混乱、愚昧和残酷的揭露，这和孙犁无限爱恋和欣赏的“冀中平原”有霄壤之别。孙犁“抗日小说”固执的这种主观性的真实观(是他晚年紧持不放的价值理想)，至少会引出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一，“抗日小说”为什么没有出现基于正面把握中华民族内部矛盾而进行的上述萧红或四十年代初期胡风派青年作家路翎的那种不妥协的国民性批判，那种对农民、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