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双轨制复归　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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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双轨制复归　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引言：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

2、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工作。　　一、作为渐进改革制度创新的“旧双轨制”　　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改革历程承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双轨制”的冲击。　　第一种“双轨制”，我们姑且称其为“旧双轨制”，其起点也许可以追溯到人们依稀记得的1984年浙江莫干山会议，从那次会议之后，“双轨制”这一思路成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标识，其终结大约可以划定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此后。根据杨小凯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旧双轨制”勾勒为以下三个层面。　　旧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

3、，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回顾当时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确倍感艰辛，经济学家当时有的忙于计算“影子价格”，有的忙于做“价格闯关”方案，有的则在缜密思考扭曲的价格不过是体制扭曲的影子，应该同时着手体制改革。　　旧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当时虽然国有经济的“存量”这一块没有十分激进的改革，但对当时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经济这一块“增量”

4、，的确给了相当多的成长空间，使得除了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如同水银泻地，开始奔涌壮大。由于相对保住了国有的存量，同时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中国经济渐渐线路万象更新的气息。　　旧双轨制的第三层含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着手改革，先后推出了家庭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的，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衔接，可以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来形容，在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之后，这种双轨制虽然使中国短暂地经历了阵痛，但中国农民的温饱乃至小康问题，有了解决的曙光。　　二、旧双轨制的过渡性及其成本和收益　　回顾这种“旧双轨制”，它是自上而下的，民众有鲜明的民意，中央就顺应和升华使之成为

5、国策；它是暂时过渡的，没有人（包括政策设计者）会认为这种双轨是永久的，等待渐进的振荡渐渐消散后并轨才是最终的政策目标；它也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跃”，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分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之后，中国的“旧双轨制”光环渐渐褪色，其最显著的收益是，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走在今天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繁华街道上，在“旧双轨制”逝去的背后，我们享受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幸运。　　即便如此，“旧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也让我们支付了巨大的成本，那些先富起来的一拨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

6、温床。和旧双轨制对应的腐败形式也是三种，第一种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当时最先盛行的表现形式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以“拿到批文就是钱”的方式导致了一部分人暴富起来。第二种是当时私营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相对残忍的用工制度，当时乡镇企业的工人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乡镇的农民，另一部分是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环境和社会保障都相对较差，尤其是后者，薪酬分配方式则往往是平时只发微薄的生活费，到年底一次分红。这种劳动者几乎没有议价权的用工方式，使得乡镇企业能以较低的价格和较快的原始积累迅速膨

7、胀起来。第三种是在农业生产领域，随着农业承包制的推行，和土地收益分割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收入增长到1995年前后出现拐点，农民务农收入，尤其是种植收入在1995年达到人均750元之后开始停滞不前，农民收入增长放缓。　　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