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移植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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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移植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发展【摘要】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制度移植作为政治发展的基本形式有其必然性，并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制度移植并不构成政治发展的全部，只有将其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才能克服制度移植本身的局限，实现民族国家自主性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制度移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一个综合性范畴，一切有利于一个国家民族进步的政治变迁都可视为政治发展的表现。在一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进步。因此，政治制度是否合乎社会成员的政治价值观、能否有效地完成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能否使本国在

2、全球化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成为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将从制度移植的角度，就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做一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全球化与制度移植的必然性　　新制度主义在现代政治学中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有效的理论框架。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政治制度，是国家、单位和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正式规则。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创新能力的竞争。今日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16-17世纪以来，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将其定义为“由于交易成本变化而导致的商品、服务、资本等明显的流动

3、过程。”（米尔纳，1966）也就是在交易成本比较优势之下，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资金、人力、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过程。全球化尽管客观上削弱了传统国家的界限，侵蚀了部分原来属于主权国家的权能，但是，总体上看，当代的全球化并未消除传统的主权国家。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鸿沟背后，实际上是各国在制度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成为全球化主导者和受益者的国度与民族，主要的竞争利器实际上是有弹性的和创新性的制度体系。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常常不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是由于其制度体系缺乏竞争力，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差不多相同的客观自然条件下，却因为制度导致巨大的发展

4、差异。所以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者们认为，“不管国内面临什么程度的国际压力，它都会根据既存的政治制度做出不同的反应。全球化是独立变量，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介入变量，相关社会和政治行为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本身是从属变量。所以，从根本上讲，-------国际化影响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传播的。”（克里帕茨，2000）制度在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全球化以前，各民族国家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尤其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大陆，由于古代中国周遍地区并不存在有竞争性地文明，因此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制度格局确立以后，就基本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每一次的农民起义所导致的王朝更替，只是一种周期性的制度复

5、制，并非制度创新。制度的日趋僵化，最终导致中华文明在遇到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西方文明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处境。是放弃历史悠久的传统制度，还是顺应时势，移植西方化的制度，曾经长期困扰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社会精英。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就曾经折中地提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企图以此来化解中国在新的历史处境下的新危机。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已经不是从前的内在的王朝政治道德危机，所遇到的挑战不是周边夷蛮的挑战。因此，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移植西方制度，谋求制度创新，就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政治主张。即便是后来强调中国特色的中国共

6、产党，在建国救国的过程中，也将制度移植作为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途径，只不过制度移植的对象从过去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向往的近代西方立宪民主制度转向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在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具有代表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大体如此，除了极少数国家和民族，制度移植几乎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区别只在于移植的制度目标和样板因为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而有所不同。　　制度移植之所以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发展的普遍形式之一，主要在于：　　首先是现代化先行者的制度优势的巨大示范效应。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各国在物质交流层面的扩大与深化，而且也使相对落后的民族

7、国家逐渐意识到，要谋求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平等地位，除了效法这些国家的制度别无它法。而不少后发国家如日本等在制度移植后跳跃式地发展，更加强化了现代化后来者们的这种倾向，制度移植于是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精英的合乎逻辑的政治选择。因此，20世纪前50年里，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不论是早先学习英美，还是后来效法苏联，都不能全部看成是其他国家的强制，而是自觉自愿地过程，其意图都是希望通过制度移植使本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跳跃式发展，改变其不太有利的国际处境。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看，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