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特罗案看法国预审法官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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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乌特罗案看法国预审法官制度改革2011年，一部名为《推定有罪》的法国电影上映了，其素材就是在法国轰动一时且被称为“司法系统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乌特罗案。该案从2001年2月22日预审法官开始审查到2004年5月4日一审、2005年11月7日二审直到2005年12月1日最终结案，历时近5年时间。乌特罗案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推动了法国预审法官制度的改革。一、乌特罗案始末5乌特罗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加来海峡省。由于案件发生在此地，故被称为“乌特罗案”。该案是一起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的刑事案件。当时，滨海布洛涅市的社会服务机构

2、接到有关人员报告，位于乌特罗（滨海布洛涅市附近）雷纳德旅游区的一些孩子遭到家长和邻居的殴打、强奸和性虐待。当地的儿童权益保护部门向滨海布洛涅市的检察官做了报告，检察官启动公诉程序，警察开始介入调查。随后预审法官对该案进行审查，案件正式进入侦查阶段。涉案的一些家长陆续被拘留，有些家长承认了部分指控。法国的新闻媒体也对该案进行了广泛的跟踪报道。案件随后被移交到加来海峡省圣奥梅尔的重罪法庭审理。庭审过程中，17名被告人中的13人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者。由于一些被告人坚称自己无罪或主张其他被告人无罪，所谓的“未成年被害人”的证词显得既模糊又矛盾

3、，心理专家的独立性又面临质疑，新聘请的专家也不敢肯定未成年被害人的证言是否可信。经过法庭审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有罪，7名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一审宣判后，6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上诉审在巴黎市重罪法院进行，经过讯问上诉人、分析心理专家的意见，法院认为未成年被害人撒了谎，最终判决6名上诉人无罪。该案中，控方的证据材料主要是由预审法官收集的，包括：（1）多名被告人曾经的认罪供述；（2）多名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3）心理专家的鉴定意见；（4）其他证人（包括警察、医生等）的证言等。这些证据材料多数最终被证实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在二审庭审中，该案的主

4、要被告人米亚姆·德拉说6名上诉人根本没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她撒了谎。而她的前夫蒂埃里·德拉亦证实了其陈述。同时，3名未成年被害人也承认撒了谎。此外，在庭审期间，心理专家让吕克·维奥关于专家费用的言论也引发了争议。他把自己比作保姆、佣人，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办事，其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实际上，随着诉讼的推进，就连检察长也认为一些被告人是无辜的，并要求宣告这些被告人无罪。［１］5该案一开始认为有17名未成年被害人遭到侵犯，但最后确认的只有德拉夫妇的4个孩子受到了侵犯。由于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该案被称为“司法系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5、诉讼结束1小时后，时任法国司法部长的帕斯卡尔·克雷蒙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应法国总统要求，以司法机构的名义向无辜者道歉，承诺查找司法系统的缺陷和不足。克雷蒙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司法错误，导致这一错误的司法官员将会受到严厉的纪律惩戒，同时表示会公布一些关于刑事程序的修改方案，尤其是涉及性虐待未成年人的案件。二、乌特罗案推动了法国预审法官制度改革在乌特罗案的推动下，法国各界要求对现行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法国在该案后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开展了长达6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形成了有关报告。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来看，主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该事件

6、的详细剖析，包括事件的背景、经过以及反映出来的问题、原因，如羁押时间过长；阻碍辩护权的行使；过高评价（或者说过于信赖）专家意见；法律适用的标准不同；媒体施加的压力过大等等。第二部分旨在恢复司法信心，其实就是对司法的改革：对拘留制度的改革；加强控方调查的对抗性；限制先行羁押；限制司法职能分开行使；改进专家证人的内外部环境；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儿童）的权益；加强对司法官的管理；加强司法官、媒体的责任感等等。［２］5随后委员会同内政部和司法部公布了4项法律改革计划：（1）改革最高司法委员会；（2）设置司法调解者，帮助错案中的被害人；（3）针

7、对司法官职业，建立一个新的过错追究机制；（4）为加强政府部门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创建预审法官中心、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新诉讼程序、预审法官对拘留和讯问过程进行录像等。通过这些方案不难看出，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预审法官制度。谈到法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其历史可追溯到拿破仑时期。预审法官制度自产生时起一直处于变革之中，就在乌特罗案发生之前，2000年6月15日，法国还通过了第2000-516号法律，设置了“自由与羁押法官”，以限制预审法官在“决定羁押”方面的权力。有学者指出，预审法官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集“侦查

8、权”和“裁判权”于一身，使预审法官的权力得不到很好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具有孟德斯鸠所说的“法官有压迫者的力量”，成为“共和国最厉害的人”。可见，预审法官制度饱受争议，函待改革。初步来看，改革的道路至少有两条：一条是废除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