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晦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构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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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杨晦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构成论文.freely)、“他律”(heteronomy)源自康德的一对伦理学范畴，也用于解释文艺理论问题。但长期以来，关于“自律论”与“他律论”的持续论争，主要发生在音乐美学领域，诸如韦勒克、沃伦和马尔库塞。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杨晦不仅能超越艺术理论史上各执一端的漫长的争议，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学艺术“自律”、“他律”对立表象背后的有机统一，而且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这一原理表述得如此“明确而精细”，不能不令人佩服其睿智的洞察力。一、文艺须要“荷担苦难”的艺术价值观《普罗密修士》既是一篇气势浩荡的抒情散文，也是杨晦为自己所译

2、的希腊悲剧《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而撰写的评论，所以很难区分其中艺术观与人生观的界限。杨晦在文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人生是一种试炼，是一种凄惨的试炼。你要强韧地忍受痛苦，要坚实地承受磨折，你要愤激，你要愤激地反抗一切。要于百炼之后如同精金一般；要于疮痛之余不肯低头；这才显出真正强者的本色。”这里用一种坚定而坚决的语气寄托了对人生须当承载苦痛磨难的期许和承诺。而在晚几年写作的《(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小引》里，杨晦以更为冷静客观的视角道出了英雄主义情怀下戏剧基调的一个方面由于坚韧地忍耐苦痛折磨而透出的“悲愤”和“意志”，以及沉默地抵抗着“暴力”

3、的那股“力”。正是这种对苦难的承载和对个人的牺牲构成了人生的悲剧意义，也成就了艺术的悲剧价值。个人身世的颠沛流离，以及杨晦作为东北作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刻骨铭心的家国之恨，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都镂刻着深沉的苦难意识。据他自己说，早些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屈原和杜甫H咖，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无疑给了他很大的传染。在杨晦看来，苦难乃是人生本来就具有的，而不是刻意“寻找”而来的。在给冯至的信里，杨晦写道：“人生是多艰的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做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很显然，他认为直面苦难

4、、承担苦难本是人生中无可逃避的必然，这种看法和他“坚强的性格和忧郁的心情”以及人、文一致的观念一起，共同构成了他的文艺承载苦难说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他的这种艺术观是根源于他的人生观的。在现今尚存的几封杨晦致沉钟社同仁的信函中，处处体现着他意识里根深蒂固的承担苦难的自觉。在1926年至1927年问，杨晦在致陈翔鹤的信里这样说道：人为理想受苦，这是高洁的。我们要不为理想，何至于受苦?所以你既然要殉理想，就要能以忍受一切的痛苦才行。我每天都要受许多无可奈何的过去的，当前的，和预想将来的痛苦的袭击。然而我只是咬牙的忍受。苦是谁不苦呢?而且也正要苦一下。

5、不过我们总应该是个强者，能担当这个苦，更能压住这个苦，使它作我们生活的中心，却不来支配我们的外形”。可以看出，杨晦极其看重的是为了理想咬牙忍受的“高洁”，是“担当这个苦”、“能压住这个苦”，的“强者”人格。杨晦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生了较明显的转变，但他理论性格中的“苦行”特质却贯其一生。在杨晦看来，要对苦难有所承负的文学，必要有“所谓意志斗争”，悲剧固然是“因为苦斗与挣扎的关系”而“鳞伤遍体，心碎肠断，奄奄一息，生死异途”，喜剧也未尝不是“在这样的种种困难与阻碍之中，挣扎苦斗的结果”。杨晦虽然望文生义地理解“悲剧”、“喜剧”

6、的含义，犯了概念上的错误，但却表达了要有对苦难的荷担“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戏剧”的艺术理念。而杨晦对梅特林克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丢开了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掉转了他们的头，或者说是闭上了他们的眼睛不管了”I(的象征剧的不满，并通过这种艺术态度所面临的“艺术之宫的陷落”与摆在梅特林克面前的“破国亡家之痛”的社会现实的比照¨儿眦，来凸显勇敢地直面和担负起社会的苦难才是艺术自身的必要和必然。同样，他对曹禺剧作的严厉批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雷雨》、《日出》和《原野》的写作年代，是在‘九一八’、‘一二八’，及‘塘沽协定’以后，到‘七七’事变

7、前的整个时间”，然而与充满了‘国家民族的危机，以及整个民族的耻辱’的社会背景极不协调的，是在曹禺的作品里，找不到一点国难的痕迹”。需要说明的是，杨晦的文艺“荷担苦难”说，并非以“苦难”本身为艺术价值的依归，而是为了“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正如他在《流亡、(流亡曲)与我的故乡》里说的，是为着在“苦难”中“得救”，获得“真正光明的前途”。二、作家主动“自我告别”的进步动力说从杨晦那篇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影响颇大的长篇文学批评《曹禺论》中可以看出，他在作家的主观方面极其重视“态度”和“思想”。他认为，曹禺这位“很难得的中国作家，有许多地方不能

8、不令人感到一种惋惜”，“这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由于他对生活和对艺术的思想与态度，造成了他个人的限制。”所以，杨晦既热情地肯定了曹禺在《日出》里流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