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自利原则”与中国传统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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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密的“自利原则”与中国传统儒商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由“自利原则”所引发出的他利、互利关系入手，将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原则与中国传统微观经济发展理念——儒商精神相比较，在解析其共通之处与根本差异的同时尝试性的指出它们的形成原因，以探索在传统与现代中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伟大的著作，而“自利原则”又是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所谓“自利”（self-love）即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人类交换倾向，人的自利行为就是个人

2、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过程，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可见自利积累到一定量就会出现他利，而自利与他利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互利。承认自利，尊重他利，发展互利，构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原则的基础。而在遥远的东方，洋溢着深沉人文关怀的儒家传统与商业经济法则相结合，在历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其特色独具的微观经济发展理念——以义生利、经世济民的经营价值观——即儒商精神。这一思想与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既存在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共通之处，又蕴含着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

3、。而本文只是试图将二者进行比较，借以分析形成这种相似性与相异性的种种原因。斯密的自利原则首先体现于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论证中。“经济人”的根本特点就是从利己心出发，经济人实际上是资本的人格化，进而被解释为按普遍的行为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这种行为方式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人们都是“以谋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斯密认为人是个人利益的凝结物，是商品生产社会经济体系的一分子，在这一体系中，相互联系的结构的作用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独立的经济个体，虽然追求个人的利益，但由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作用，必然会导致普遍的社会福利。斯密通

4、过对这一原则的阐述，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斯密认为，自利心是经济资源稀缺性的必然产物，“经济人”活动的主要动力是个人利益，而要满足个人利益只能通过和别人交换服务，从而亚当·斯密仍是从自利原则出发论述他利的获得。但个人不可能从事社会的生产活动，社会的生产活动从来都是群体性的，因而才有生产关系之说。在社会的群体中，一个人的自利，在别人看来就是他利。众多的人都有他们各自的自利，只是从单个人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众多的他利。因此，他利的本质仍然是自利，其区别仅在于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斯密从这种使人们彼此发生关系的个

5、人利益之中引出了分工，而分工则被视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斯密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源泉，分工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而在论述分工和交换的关系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互利原则。由于分工的存在，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就必须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才能实现价值，达到互通有无、彼此满足的目的。因此，自利者之间的互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通过市场上的公平交易才能实现。进而，斯密将一般的商品交换扩大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一个国家生产毛呢所耗费的劳动少，另一个国家生产葡萄酒所耗费的劳动少，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本国耗费劳动少的商

6、品，然后彼此交换，这样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因此，互利恰是坚守自利原则的个体的最终选择，互利就其根本仍是自利，自利原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原理的重心所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以自利原则为出发点，建立了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而与之相应，中国也在其自身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整套具有东方特色的经营价值观——儒商精神。首先，儒商精神的形成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义利关系的探讨之中。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义利关系主张可以用“以义生利”来代表。孔子主张“罕言利”（《论语·子罕》），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还希望人们树立“见利

7、思义”（《论语·宪问》）的美德。孟子主张“何必曰利”而讲“仁义”，但并不绝对的排斥“利”，他还指出人民只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才有可能“治礼义”（《孟子·梁惠王上》）。而后荀子对义利关系作了比较全面地论述。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好义与好利两种倾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即主张用义来制约利。而后，司马迁认为人是好利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北宋李觏肯定了利欲的正当性，“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原文》）

8、，但同时强调言利言义要以符合礼为前提。苏洵认为义是调节社会成员相互关系的准则，对于每一个人的自发要求必然有所否定，所以既是“宜天下”，又要“拂天下之心”。义既然要“拂天下之心”，就必须与利结合才能起作用。综上，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