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儒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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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儒学情结胡适一再表白他的思想来源于杜威（JohnDeeB.Grieder）却说：当胡适接触到杜威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已经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1]格里德是正确的。本文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始终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儒学情结，这种情结决定了胡适实用主义的中国化特色，导致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左右受攻的境地，也给他的晚年抹上了一缕淡淡的悲剧色彩。一顾名思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就是一种注重实用与实效、崇尚实行与经验的价值哲学，它主张凡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思想都是真

2、实的——除非它和经验相抵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以主张实证、实用、乐利为特征的，它体现了一种轻虚文、尚实用、重进步的现代美国精神和价值观。作为价值论和目的论，实用主义的实用理性精神无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实学”意向有许多契合之处，并通过胡适之手在中国得到广泛流行。胡适一生反复申明他是杜威的信徒，他的信仰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正像一些学者所经常指出的那样，究竟杜威的实用主义在胡适思想中占有多大比重？他是如何在中西两种“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之间达到会通的？这是胡适留给我

3、们的一个有待解决的疑团。胡适治中国哲学史，采用了“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二分的方法，他认为“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2]，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反玄学，鲜明地表露了他以实用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意向及其深含内藏的儒学情结。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先秦部分；汉唐写了一个《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宋明以下只写了几个人。牟宗三曾批评胡适“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哲学[3]，胡适治学确实不太乐意谈纯哲学（玄学）问题，关注的重点仅为“方法”。有趣的是，他写的这几个“近代”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

4、实学”大师，照胡适的话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显然，胡适试图用这种“实学”与“玄学”二分的解构法，对这些实学大师们的思想传统进行一番能与杜威主义相融通的改铸。例如，胡适说“李觏是实用主义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乐利主义”[4]，“李觏不但把一部《周礼》做成一部有系统的政治学说，他还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实用的学说。”[5]“实用”、“实效”、“乐利”在胡适思想中既是目的，也是他衡判一个学派的标准，这种标准既是从杜威那里学来的，也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但是，仅用“实用”、“乐利”来做价值判断显然有失全面，

5、胡适只看到了李觏“人非利不生”中的“乐利主义”，而没有指出李觏认为只要不“伤财舍生”，学仙也“宜无害”[6]的“乐仙主义”——这与现代实用主义所张扬的明确的事功目的显然不是一回事了。胡适论述到李觏的《礼论》和《易论》时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例如，他只看到了李觏的《易论》十三篇“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合理之处，却没有指出这些论着中所渲染的神秘的人性论；他高度评价李觏的《礼论》是“谋乐利的工具”，对“礼”在李觏哲学中超拔的“玄学”意义却不置一词。胡适对李觏和江西学派做了一个通观的价值评判：孙复为北方大儒，范仲淹为南方大

6、师，他们的弟子中却有刘牧、周敦颐之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欧阳修大胆疑古于前；李觏比欧阳修理更进一步；后来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学派的具体表现[7]。这个评价大体上还是适宜的，李觏在思想上是王安石的先驱，他的根本主张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张。由北宋李觏、王安石和南宋陈亮、叶适宣扬的“乐利主义”，实为明清“经世致用”思潮的滥觞。在胡适眼里，“乐利主义”是中国儒家实用主义流派的一个基本特征。清初的顾炎武和颜李学派都是近代“经世致用”学的先驱者，“颜元、李塨的学派

7、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乐利主义的”[8]。胡适对颜李学派给予了极高评价，并冕予他们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代表的桂冠。他认为自宋至明的哲学发展史中，其间除出了陈亮、叶适几个人之外，实际上只是一部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直至清代，“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太空了；他要从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从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9]。“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他自己已经过离乱的惨痛，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10]，“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11]。而胡适最推崇的一代大师戴震恰

8、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的关系。”[12]但是，戴震毕竟也是个爱谈天地本体、自然之气的“玄学家”，胡适不得不把他从众多的理学家们中间“二分”出来，赞扬戴震的哲学与他们不同，“从历史上看，（戴震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观”[13]。胡适对清代的“实用主义”如此情有独钟，就在于他认为这些中国“实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