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的晚年定论及其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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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复观的晚年定论及其思想意义　　　　最近几年，上海几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徐复观先生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着《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这些著作的出版事先虽无炒作和宣扬，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书店却不约而同地在书籍摆放和广告介绍上处以醒目的位置，这说明徐复观已经被中国大陆知识界普遍待之以经典人物了。这不由让我对比起十几年前徐复观先生第一本书在中国大陆印行时，很快就被处理进了特价书店的运命，顿生感慨。不过其时徐复观著作

2、的运命还不是最让人感慨的，因为相比九0年代被树立为知识和人格双重英雄身份的陈寅恪著作，在特价书店里更长期滞销，徐复观先生第一本大陆印行著作《中国艺术精神》的遭遇至少比起来还幸运些，因为，一是徐着印量要大得多，陈的著作单种平装、精装加起来没有超过20000册的，而徐的《中国艺术精神》则印了50000册。二是陈的著作颠沛流离更多年（陈的著作是八十年代初印行的，徐的著作则是87年印行的，我的印象里陈徐二人的书到92年底93年初才开始从北京的特价书店消失）。但市场的结果并不说明那时知识界一般人物比陈更了解除，据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所说，那时他们购买徐书其实和我一样，仅仅是徐书题目《中国艺术

3、精神》对他们的吸引。　　　　　　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不到二十年中，中国知识界的知识感觉和知识氛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显然，不只是相关学科的学术进展本身把徐、陈推到今天这样一种不为单纯学科所限的经典地位的，甚至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徐、陈等所以成为跨学科领域的经典人物，更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不断反思调整自身所连带出的结果。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0年代的国学热、学术史热和反思激进主义思潮等都曾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甚至决定了我们对包括徐、陈在内的很大一批人的知识思想兴趣，乃至其知识思想的接受方式。　　　　　　八十年代文化热无疑包含了众多的动机与主题，而其中一部人的动机与主题则

4、可概括为在同情传统的基础上重提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这部分人中又有两种论述取向，一种论述取向称中国思想与智慧中实蕴蓄着，解决现代文明所碰到的一些根本问题的决定性灵感，比如天人合一论、理一分殊论，等等；另一种论述取向则以日本、东亚四小龙经济成功发展为现实背景，以韦伯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间实有重要关系为理论背景，接续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等对中国文化社会层面的把握论述，强调现代化实不需以西方现代化道路为唯一模式，如果处理得宜实可走出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来。正是在文化热这两种论述背景下，中国大陆知识界开始接触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著述，开始注意杜维明等极力推阐的儒学第三

5、期发展论述。　　　　　　进入九0年代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论述取向的能量基本为港台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的论述所吸收。因为八十年代这部分论述中的不少部分或者已为牟宗三等涉及与含概，加上八十年代大陆论者初步形成的论述到九0年代显得缺少足够的时代回应力和足够可生长性，是以这部分能量被发展的更为成熟有力的牟宗三哲学等海外论述基本吸引也就毫不奇怪了。较之前一种论述仍以中国哲学研究界为基本论述空间，后一论述主题的活力和知识开展在九0年代以后，则相当程度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所接续。造成这一境况的原因，在我看来，既和社会学、人类学可直接面对现实中活的伦理、文化资源的知识进路有关，又和中国哲学界习惯上

6、以解析抽象概念、范畴、逻辑结构为能事的学科自我意识、学科工作能力训练，因此不习惯处理缺少抽象提炼的活的历史和现实这一能力局限有关。　　　　　　九0年代的学术史热很大程度上则和九0年代学界希图重建学术的尊严、学术的自律性和学者的精神人格品质等意识、追求密切相关，这就使得人们不仅仅把眼光投向那些在学术贡献上无可争议的人物，而是还同时希望这些人物和政治、经济势力、社会流行思潮自觉保持距离，并有骨气顶住来自政治的压力等。明白这些，我们对学术史热中陈寅恪先生被最无争议的树为学术英雄自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术史热当时有力重构了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对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视域重心

7、和基本理解、基本感觉。　　　　　　九0年代前半叶波及领域最广和现实关系也最为直接的思潮应该是反激进主义思潮了，这一思潮既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又反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它以自由主义反对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文化保守主义反对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这使得人们不仅于近100余年的思想史上，重新高彰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再到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系谱，而且极力彰显以新儒家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系谱，并试图统合这两者，建构出一种满足这两方面反激进主义需要的中国思想系统来。这样一种思潮角度，使得曾为中国民主政治认真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