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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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一合法性，按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给予了统治与服从以正当的理由。所谓正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意义，但各不相同的正当的理由不可没有。韦伯说：“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的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卢梭认为：“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2]。因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3]。自从有了

2、政治关系以来，对于任何统治所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先后建立在一些不同的基础之上。合法性的基础在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在古代，政治权威被置于更大的宇宙秩序中。在早期文明中，统治者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统治者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对他们自己与当时的人们所不得不敬畏的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切身联系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合法性通常难于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随着古代文明帝国的发展，对合法性的需要也在增长。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暴行对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带来损害；另一方面，试图取代旧统治者的新贵既要否定旧统治的合法性，就不得不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此外，在希腊，文明的发展深化和拓展了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尤其是对

3、不同文明、宗教、种族及政体的了解，由此而滋生的相对主义与哲学中的怀疑论相互激发，导致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力图克服的强烈的相对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对整个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秩序都提出严峻的挑战。就政治领域而言，不仅是统治者本人，而且整个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因此都需要得到证明。在不同的文明中，这个目标的实现分别是由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完成的。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重要成就。这些理性化的世界观具有可教义化知识的形式，对于确立合法性基础而言，不同形式的论证代替了原有的叙述，这无疑是文明的一个重大进展。从孔子到柏拉图的论证尽管风格迥异，但都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

4、某种实质性真理之上。近代以来，在现代科学、文艺复兴、哲学启蒙等所造就的世界脱魅(disenchantment)的格局中，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发生分离，这使合法性终极基础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古典自然律不再能解决问题。使国家产生合法化的新的基础的有效性已不再可能立基于宇宙观、宗教和各种本体论，那些论述以近代的眼光来看，独断论的色彩毕显无余，合法性基础的转化成为必然。于是，“限制只有在符合人们的意志时才具有合法性”[4]。于是，“现实应使有效的东西，不再是通过权力，也很少是通过习惯和风尚，而却是通过判断和理由，才成为有效的。……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人所应承认的东西，对他显示为某种有权得到承

5、认的东西。”[5]在此背景下，卢梭基于其“对社会的新发现”[6]首创了合法性的程序化类型，《社会契约论》中蕴含着的逻辑首先是所有的政府的非法性，只是在基于个人同意而制定契约，个人向社会让渡其权利时，政府与社会的权利才成为合法。卢梭的契约论不同于霍布斯的契约论之处在于，对卢梭而言，霍布斯式的社会契约本身只是通过外部的物质强制迫使个人联合起来，这种联系实际上是不稳定的，且毫无伦理价值，因为只有当个人自觉地使自己服从于权力而不是权力强制个人服从时，权利才具有道德价值。[7]卢梭的契约论由于使具有强制性的“公意”现实化以至于当人们毫无抵抗地服从它时“自由服从的意志”可能意味着特殊意志本身已不

6、复存在，虽然他也说“……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8]，但仍不能免于因为对新强制的认同而引发关于他的极权的还是民主的形象的论争。尽管如此，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首先阐述的，将服从的合法性判据归结为基于个人意志的缔结契约的程序的革命性观点总体而言引发的是，在合法性问题上“终极标准”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尤其重要的是新的合法性类型走上历史舞台。“信仰契约制度的合法性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之时，有时在所谓的原始民族也存在着，然而几乎总是通过神谕宣示的权威作为补充。”[9]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卢梭以后，新自然律理论的发展导致：理性的形式原则在

7、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和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合法化的证明水平成为反思性的。“既然终极基础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证明的程序和假设前提本身就成了合法化的有效性立于其上的合法性基础，由某种秩序化世界的可传授知识的观念决定的合法性的古典类型让位于在作为自由的、平等的全体设计者中间产生的某种协议的观念决定的现代合法性的程序类型。现在，只有协议的程序和假设前提享有无条件的有效性。[10]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