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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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内容提要：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近现代刑事诉讼法普遍将其作为保障被告人人权的一项诉讼权利。但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该原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大陆法系国家接受了该原则“既决案件”的理论，发展为既判力理论，并对该原则的例外——刑事再审制度设置得较为完备。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则排斥了该原则，且与国际公约相违背，有必要进行重构。本文试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源及理念进行论述，并就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重构提出粗浅的看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

2、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应遵循的国际准则。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源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诉讼系属是指因为诉的提起，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在诉讼已经发生诉讼系属后，到诉讼终结的时候止，称

3、为在诉讼系属中。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包含了诉讼系属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双重内涵。在古罗马法中，案件的审理分为“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原告先向法官提出告诉，就讼争进行陈述，被告进行申辩，然后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否应当受理，这就是“法律审理阶段”；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就进入“事实审理阶段”，由选定的承审员进行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法律审理的终点是“证诉”，经过“证诉”，诉讼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系属于法院，同时原告的诉权即行消灭，不得再对同一案件起诉。此即“一案不二讼”，是一事不再

4、理的第一重内涵。但是虽然“证讼”产生的“一案不二讼”的效力可以制止原告对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却不能阻止败诉的被告另行起诉，由于其在前诉中未行使诉权，“证诉”并不能消灭其权利，所以其败诉后可另行起诉，控告胜诉的原告，从而导致判决的不稳定。于是，为了维护判决的稳定，古罗马法学家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发展了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既决案件”效力发生在案件的事实审理阶段，以判决作为终点。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对案件均不得再起诉。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第二重内涵。另外，罗马人奉行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因为当时奉行的是神示证据规则，对

5、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大小由神来判断，通过神的启示对争端作出裁判，因此该裁判代表着神的意志，由此法院的裁判在古罗马人眼中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下来，后来在刑事诉讼中也适用。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但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不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该原则在适用上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直接接受了古罗马“既决案件”的理论，发展为既判力理论，强调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再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继承了古罗马一事不再

6、理原则的精髓，并将其发展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本文仅就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论述。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念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一直延续至今，是基于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取向。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不仅仅要惩罚和控制犯罪，而且应保障人权。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应以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作为代价，同时应兼顾程序的经济性。一事不再理原则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实现诉讼经济价值。1、限制国家权力，保护被告人的人权。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权意识已逐渐加强，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社会的

7、尊重和维护，被告人也不例外。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被告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国家权力可能会被滥用。因此，“不能允许拥有无穷资源和强大权力的政府对一个已被指控的罪行再度试图使该被告人受定罪，否则必将使其陷入精神上的窘迫、时间、精力、金钱上的耗费以及人格上的严重折磨，使其处于持续的忧虑与危险之中。这样，即使是无辜者也极有可能被定罪”。在一个由强大的国家司法机关发动的诉讼程序终结后，即使被告人被判无罪，他的名誉、精神、时间、金钱上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此时若国家可再次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被告人的

8、自由、人格尊严将再次受到打击，个人将无情地被政府贬抑为国家权力的客体，程序公平与正义将荡然无存。为了防止权力者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一事不再理原则则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该原则要求法院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不得对同一案件的被告人再次起诉和审判，即“国家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应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无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