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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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偷窃行为似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见证人。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便有了偷窃方面的历史记载，有关偷窃行为的研究早在那时就进入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如周礼天官小宰：“五日刑职以除盗贼”。荀子正论中有：“盗不窃贼不刺”。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贝卡利亚和边沁曾利用明确的经济计算研究偷窃等违法行为，但不幸的是，当时并没有开展这种研究的宏观氛围，以至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淡忘了。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偷窃行为这个颇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才真正进入到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中来。一、偷窃行为经济学分析之宏观背景回顾五十

2、年代来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偷窃行为的研究文献，数量简直少的可怜，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五十年代以前，虽然偷窃等犯罪行为已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那一直是社会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研究的专利，经济学家虽然屡次涉足，但却常常被惯以“不守本份”的恶名，因而难以开展这样的研究。其二，五十年代以前，经济学界一直固守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领地，也未将一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分析，因而在客观上阻碍了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渗透。五十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发生了两大喜人的变化：其一是出现了以罗纳德·科斯、诺斯、阿尔钦、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3、派，他们开创了以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等新的分析工具分析旧的经济现象，特别是社会更迭、历史演进的先河；二是出现了以詹姆斯·布坎南、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新的研究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里·贝克尔，他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犯罪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1992年，鉴于加里·贝克尔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他所取得的娇人的研究成果，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于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诸多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件喜事。一方面，这可以说算是对几十年来经济学家研究社会问题的

4、最好回报；另一方面，也算是为今后经济学家继续研究社会、法律、政治等“份外之事”最终正了名、清了道。毫无疑问，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进经济学的殿堂中来的。在五、六十年代，象偷窃这样的非法经济活动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领域，当时也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才敢涉足该领域。1964年10月，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在《法与经济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交换与产权实施》一文，简要地论述过诸如盗窃犯罪等非法经济活动，但是并没有能就偷窃行为发生的原因、它对社会造成的福利损失等实质性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1966年，J·伦道夫·诺斯沃斯(J.Rand

5、olph·Norsiller）在《公共问题经济学》（1983年第6版）一书中，就曾对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成本、收益、刑罚的尺度、犯罪案件的侦破概率进行过相关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为了减少各类犯罪活动，由罪犯所支付的代价就必须加以提高。同时，若要建立对罪犯的适宜的刑罚尺度，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实证调查，了解罪犯对刑罚变化的反应等等。这说明诺斯和米勒已经从经济角度来考察犯罪问题，并且他们已经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开始应用于分析犯罪行为，这些无不表明：经济学家对犯罪行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又比如，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

6、：当犯罪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选择犯罪。一个人成为“罪犯”并不在于他的基本动机与其他人的不同，而在于他的利益较之成本存在差异。犯罪行为理论只是一般选择理论的在社会学领域的扩展，用不着诉诸于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该书第6—7页）。因此，贝克尔运用了一般选择理论对惩罚违法行为的最优公共决策和最优私人决策进行定量分析。他的研究显示：犯罪数量与违法成本、量刑之间一定程度上呈反向相关；违法、逮捕与定罪数量和在警察、法庭方面的公共支出之间呈反向相关；违法数量与用于防护的私人支出之间反向相关；定罪数量与

7、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成本之间反向相关。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有这些有关偷窃和犯罪行为的论述，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同时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社会问题所开出的政策处方也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四、比较与借鉴对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关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塔洛克着重于分析偷窃的福利损失，或者换句话说塔洛克主要阐明了反偷窃的必要性，因而从另一方面看批驳了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偷窃只涉及财富转移，不关乎整个社会福利”的谬论。如果说要进行反偷窃的话，塔洛克暗含的建议就是加大在警力方面的公共投资比私人在安装防盗门、防盗锁上的投资更重要。巴泽尔则着重分析偷窃之所

8、以发生的经济动因，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