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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与皈依: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论文.freel·Scheler)的论文《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所谓的怨恨。在舍勒的评判以及其他有关学者的阐发中可以认定,怨恨并不是什么狭隘敌对的情绪形态。一方面,它更多的是社会弱势群体表达的一种典型情绪,它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也没有总体性的变革诉求,它只是对自身的境遇不满而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构成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期待的愿望动机,从而形成了一种向外界寻求平等、合理和合法性的朦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它涉及到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在这个意义上,怨恨又是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的
2、反抗,被动的不满,乃至没有结果的颠覆,因此,怨恨心态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或者说它形成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⑦应该说,所有这些在中国流浪汉小说的追寻母题形态中得以恰如其分的艺术审美表述。与追寻母题相应的是,流浪汉小说通常采用了探险、漂泊或奇遇的叙事方式,其文本叙述程序体现了一种始终“在路上”、“在途中”的“旅程的情节”;作品所注重的是主人公流浪行为的连续运动和他“在路上”、“在途中”的不断的有所“发现”和“认识”的过程。而且不难发现,大多数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文本都呈现出两重结构:一是直接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一是隐含人
3、生哲理和诗意概括、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前者叙人叙事,表现追寻的具体历程和作品中纷繁的人事与社会生活画面;后者透过作品中的整体艺术形象和叙事话语的能指语义传达出文本所隐含的内在哲理和主题倾向。艾芜的《南行记》基本上是以叙事者和流浪汉兼容一身的“我”为线索。而“我”正是一个为生计所迫、被现实所逼而离家讨生活的人。正是在讨生活的漂泊路上“我”显示了顽强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借助“我”在“南行”途中的眼睛,人们又看到了与“我”同行的一大批流浪汉:滑竿夫、马头哥、强盗、小偷、商贾和走私贩。一方面,他们在艰难中生成的支离破碎的自我,使得他
4、们无枝可栖。另一方面,他们走私、越货,以恶对恶,但灵魂深处不乏鲜明的爱憎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邓九刚、赵光鸣笔下的那些“走西口”的盲流、永不驻足的迁徙者、远行不息的驼客和脚夫,其“在路上”、“在途中”的旅程结构形式与日常话语中具有“元叙事”意味的“走西口”存在着同质同构关系——其间隐涵着一个二重结构:即落魄、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逃”与“生”并立,“复生”与“创世”共存。正因为这样,关于“走西口”的神奇内容将漫长苦旅的终点装扮成一则神话,作为一种无奈的挽回和最后的拯救而支持着疲惫的西行者,支持着踽踽独行的流亡队伍。然而无论是“
5、南行记”还是“走西口”,在东方式家族伦理文化的规引下,流浪汉们在其精神深处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对“故乡”和“家”的追寻,哪怕是业已消失、只归梦境的“故乡”和“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又是一种乡愁文化,因为处于“游”或漂泊境况,没有“家”的中国人总感觉到背后一无所有,最终唯一的愿望就是“叶落归根”。无疑,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意识给流浪汉小说的追寻精神提供了话语资源和创作动力,并最终促成了它的形成和兴旺。家园追寻叙事:追寻文学的深度表达形态如果说流浪汉小说体现了中外追寻母题文学最浅显而又是最明确(在文本叙事的表层)的创作格式,那么最具创
6、造深度和最富于形而上意味的追寻母题创作则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施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家”这个词仅当人从野蛮进入开化时获得了重要意义,然而它马上就随着人的文明化而失去了这一意义。情况通常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多数人最初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很高,只希望保证基本的安全感。然而,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越来越显示出达尔文主义或“进化论”的取向:其实质仍然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不由自主地处于无休无止的竞争状态。因而,要获得安全感(哪怕基本的安全感)绝非易事。正是在这种进化趋势中,人类文明通过某种不可预测的发
7、生方式走上了自我扩张的道路。质言之,无论就现实还是就理论或精神而言,数千年来人类文明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拼命将人逐出自己的家园,否定人原来既有的意义,或把最大限度的无意义吸收到自身内部。在此过程中,宇宙本性和人类天性将人引入了一种类似于链式核反应的文明进化形式:每个人身上的欲望和能量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并汇聚成对人类家园的总体性破坏(人类家园的危机相应地表现为自然、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等方面的危机,尤其表现为几者之间的交织,即所谓“总体的生态危机”),人因此失去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参照,变成无“家”可归的个人主义者。人不知道自己
8、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能在自我感觉中印证自己。这其实正是人类家园感的最大破灭。这实际上意味着,寻找精神家园不仅仅是现代人的根本处境和基本状况,其悠久历史就像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而漫长。或者说,这种寻找精神家园活动是同文明与之俱来的,它起源于人类文明曙光微露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