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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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一、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普遍。”　　西方学者，如韦伯、李普塞特、哈贝马斯等人，对合法性有重要论述。一般说来，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获得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的能力，或者说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下获得被统治者支持的可能性。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

2、，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哈贝马斯指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即获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宗教对该制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出论证。一个政治秩序失去合法性意味着失去被统治者的忠诚。这便是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将带来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李普塞特强调，政治稳定既取决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有效性”。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该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也是有尊

3、严的动物，因此他会要求服从的理由。所以任何政体都需要意识形态，都需要给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一个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和有势力的集团（如大企业或武装力量等等）对政治系统会有一定的功能性要求，所谓“政治系统的有效性”是指政治系统满足这类功能性要求的程度。李普塞特还指出，“有效性”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我们可以把李普塞特的“有效性”分解为“积极的有效性”和“消极的有效性”，前者指“政府的政绩”，后者指“政府镇压反抗的能力”。在做了这种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排除在“合

4、法性”范畴之外。　　“一种纯粹强制形式的统治，将不会煞费苦心地宣传其合法性，……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是一种有限的情况，在实践中绝无仅有。现存的各种‘非纯粹’的强制统治形式，可能都要以合法性为基础，或迟早要取得合法性。”虽然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但是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差异极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意”的基础上，另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则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

5、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上。当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单纯依赖一种合法性基础，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在多种合法性基础之上，只不过不同的政府对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已。　　二、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合法性

6、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也尝试建立合法性理论，先后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等理论主张。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需要把民主法治纳入合法性基础的范畴，并且在改革之初就启动了法制建设进程。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又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拓展政绩合法性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并重，一方面回归党的传统，提出“新三民主义”。　　但是，时至今日，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

7、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这种危机首先来自理论的贫乏。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合法性。可以说，自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合法性理论。于是，中国政府只能依赖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维持政治稳定。其次，中国的合法性危机还有“非理论”的原因。明明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府，却宣称自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民主

8、主义要消灭权威主义，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天天宣扬要消灭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论。这样的政府不陷入合法性困境之中简直是不可思议。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具有很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号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是历史包袱，宣称追求民主是迫于外部世界的压力。　　有鉴于此，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大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合法性理论。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具有合法性？更准确地说，什么样的权威主义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要把“政治秩序”限定为“权威主义”？这是因为，政治是一种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