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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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反思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最终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无论是接受西方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整体进行市场化评估，还是沿用目前过于微观的、以企业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均将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在这个问题上，较为可取的思路是从中观的行业层面、从由易而难的双边层面渐次展开。　　不能用贸易增长来解释　　目前，不少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对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轻描淡写，认为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必然同步地带来更频繁的贸易摩擦，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第一，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东亚先行者相比并未有更为出色之处

2、。日本在1954年—1981年间，外贸年均增长为14.2%；韩国在1960年—1995年间，外贸年均增长21.5%；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在1966年—1997年间，外贸年均增长为13.1%；中国从1978年—2002年间，外贸年均增长为11.9%，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贸表现，并未如西方国家所渲染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1%，到2003年底该数值在5%左右，其中将近六成为加工贸易。可以说，尽管中国外贸有了长足发展，但从已有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外贸对全球贸易体系的

3、影响仍然是相当温和的。　　第二，关于中国遭遇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的剧增，可谓令人惊讶。20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每年遭遇29起反倾销或保障措施调查。至2002年底，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44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02起，保障措施调查42起，涉及4000多种价值约16{3亿美元的出口商品。从1996年至今，中国已连续7年排在遭遇反倾销案例数首位的国家。　　第三，中国遭遇反倾销较之外贸增长更为惊人的这一事实，必须放置在全球贸易摩擦上升的背景下来考虑，但尽管如此，中国所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仍然是

4、十分不正常的。全球贸易摩擦近10年内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2年6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79起，反补贴调查147起，保障措施案件114起。1995年至今，ES)，这无非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俄罗斯对外贸易有限，欧美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多，因此欧美给予俄罗斯MES可谓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欧美从政治角度的一些考虑，包括俄罗斯在削减战略核武器、反恐战争等问题上给予西方各国的合作。　　鉴于这样的情况，仍然应将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一事，视为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经济利益之争，而不应将此问题过于“泛

5、政治化”，否则无助于解决问题本身。对中国MES的努力必然是渐进的，有研究报告称，在中国缔结加入WTO之际已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国家等等，恐怕很难让欧美政府、学界和企业信服。在中国自愿同意接受其非市场经济地位仅过了不足3年，就要求就此重新评估，中国自身也很难说明这3年来在市场化方面有何长足进展。　　整体评估困难重重　　总体上而言，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评判，无论是从对中国经济宏观层面的整体评估，还是从对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个案评估，都困难重重，“市场经济体”定义本身的模糊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都不利于宏观评估本身。　　首先，市场

6、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形式，但对此进行测定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在要素配置和分配领域，市场机制是否已经起到基础性的作用?鉴于国有经济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手段，很自然的，国有经济为主体或主导的经济就很难被直接认定为市场经济，其中涉及到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的测量问题。(1)就中国要素市场而言，资金、土地、劳动力三种要素依赖市场配置并不充分，就资金而言，汇率决定难是市场化的，利率决定也未充分市场化，并且也还没有民营银行或民办资本市场；就土地而言，土地产权的界定、流转等问题错综复杂；劳动力是一个例外，它作为要素

7、在中国不仅是市场化的，并且是过度市场化的，一方面劳动力在国内迁移受限，另一方面迄今仍没有民间工会或农会来保障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2)就商品和服务市场来讲，重要的资源性物资(诸如石油、水和电力)和服务(诸如铁路运输、电信和邮政)等，基本上呈现国有垄断企业定价的特征，而证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从来就是一个难题。(3)就维系市场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政府服务来讲，中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尚未展开。国民财富管理仅刚刚涉及了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破冰之旅，包括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和土地、水、森林、矿产等多种国民财富的管理框架还相当混乱。

8、社会经济体制中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并扭曲产品与服务分配的无所不在，，折射出市场机制在中国尚难发挥基础性作用。　　因此，衡量中国经济整体上是否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不仅会使争执复杂化，也严重偏离了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待遇，是为了对抗不公正的国际贸易倾销诉讼的初衷。　　陷阱　　目前，欧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