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丝绸之路学的韩国敦煌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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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丝绸之路学的韩国敦煌学的论文原文作者：郑广薰　　[摘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

2、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韩国敦煌学；敦煌文书；佛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26-02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敦煌绝不是偏僻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敦煌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远近的僧人和艺人聚集在此地，许多中原文人也来此活动。到了隋唐时期，这些地区在地理、商业、文化上的作用更重要了。除了8世纪后期被吐蕃占领的几十年之

3、外，到北宋初西夏侵略为止，敦煌地区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绵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文书和考古资料不能看作是珍贵或稀奇的，反而是要认定为平凡或一般的资料。.某个特别地区发现的资料不只代表该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可反映更广阔的地域文化。同样，在敦煌和东西方交流的文化流传到中国各地，也对韩国文化起到不少的影响。根据以上内容，韩国敦煌学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下面所说的“敦煌”也不是作为特别地区的城市名，而要看作文化交流很活跃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心。　　一、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来聚集研究力量和成果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曾经指出，“国际敦煌项目

4、”（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首尔中心的方向应该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说是韩国敦煌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中、英、法、俄等国家不同，韩国几乎没有与敦煌学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这是韩国敦煌学本身的研究条件，我们不能也不一定需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可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韩国拥有其自身的文化交流史，从古以来很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且过海把它流传到日本。实际上，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在各个学术单位和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可是其研究成果，由于各个学术领域的交流不够，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不能取得应有的学术价值，甚至有时过了

5、很长时间才发现研究计划和内容重复的情况。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最近“国际敦煌项目”首尔中心和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签订共同出版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韩文版，已经集合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人才组建翻译队伍。韩文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仅忠实翻译原文，还要介绍韩国所藏丝绸之路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为此，需要各个学术单位的交流和协助，这样才能实现丝绸之路的交流特点以及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希望能顺利完成此事业，并使之成为韩国丝绸之路学研究的一种范例。　　二、整理敦煌文书

6、中有关韩国的资料　　韩国人所著敦煌文书中最有名的是新罗僧人慧超游记《往五天竺国传》，写本编号为p.3532。该卷的作者和题目是在上世纪初就被认定的。此后，韩国人和敦煌遗书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2010年，在中、英、俄三国的敦煌文书中突然发现新罗僧人元晓所著《大乘起信论疏》，因而敦煌遗书在韩国再次引人关注。据中国学僧定源，这些写本是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8～10世纪抄写的。实际上，敦煌文书中很难发现韩国人的作品，如上所述，近100年来只发现两种作品。虽然情况如此，不能否定韩国人所著其他作品的存在，而且这两篇在宗教、哲学、文化交流方面都很重要。所以，先要相信资料

7、仍然存在，并且努力寻找这样的资料。美国梅维恒教授曾经参考编号p.3935敦煌写本和那波利贞《唐代の燉煌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流寓に就きて》论文，主张在唐代敦煌地区曾有韩国僧人的聚居地。p.3935是一种土地请求书，其中说“韩寺地北至大户地”，原文内容就说明韩寺好像占有较大的居住地。当时韩国僧人可能在这个住所学习佛法，在接受当地的文化后，准备去西域长途旅程。据有关资料，唐代不少韩国僧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求法活动。就像西域的许多僧侣来东方布道、写经、译经，韩国的僧人也从相反的方向来敦煌和丝绸之路学习佛教、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除僧人外，韩国使臣也不时到敦煌和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