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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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广大藏族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支繁多，种姓复杂，部落林立。其中比较强大的羌支或部落联盟有苏毗、羊同、东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至于由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旁出的支系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自爱剑后，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后汉书·西羌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新唐书·吐蕃传》）。上述记载就是这个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在古代社会，这些地区长期处于民族间的迁徙、分化、兼并、融合过程。边徼之地，史学家又多有不至，加之语言之阻隔，记

2、载甚少，而讹谬误传之处又再所难免，至今尚有无数史迹尚存异议，甚至还有不少还是不解之谜。其中“附国”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盛世修志，我们在接受《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的编写任务后，在收集资料过程中，首先阅读历史记载，然后将一些研究成果进行反复比较、映对，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借此发表几点肤浅的认识，以供参考，敬求教正。一、《附国传》中的几点质疑　　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藏文典籍中还未发现有关于“附国”的记载，在汉文正史中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北史》和《隋书》，而且记载大体一致，后人常以《隋书·附国传》为引证。我们以中华书局1982年对二史《附国传》进行对勘，其结果有十七处之差．（该

3、版本《北史·附国传》中许多地方已以《隋书·附国传》作了补）其中多数为多一字、少一字，或句读标点，或同义异体字之差，三处差异较大，其一是：《北史·附国传》云：“国有重罪者，罚牛。”《隋书·附国传》却曰：“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刑罚牛。”第二处《北史·附国传》称：“死后一年，方始大葬。”而《隋书·附国传》云：“死后十年，方始大葬”。前者《隋书·附国传》更为准确、全面，后者应以《北史·附国传》“一年”之说较为合理，因为人死后，放置十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特别是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第三处是：《北史·附国传》道：“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

4、”而《隋书·附国传》却把西写成了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两史《附国传》的记载基本一致的原因，是与两史成书的时间有关系的。《北史》起初是由李延寿之父于隋末时期撰写的，但是没有成书，唐太宗时期李延寿继父业，除改其父原编写体例，补充了许多新的资料后完成《南史》、《北史》二书。《隋书》是公元629年，由魏徽等人重修，于公元636年完成帝纪、列传和其它各朝史，当时合称五代史。《北史》稍前，而且前史又无“附国”之记载，自然《北史·附国传》之部份自当是《隋书·附国传》　　从两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附国不是单一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而是由数十个不同族源的大小部落所组成。（2

5、）从时间概念上讲，附国约于南北朝时期（或许更早一点）出现，至吐蕃王朝兴起，征服东、北诸羌时止，时间大约两个半世纪。（3）有自己的首领，叫宜缯，“号令自王出”，并且有自己的法典，“重罪者死，轻者罚牛。”（4）何与当时的中央王朝有来往，属臣服关系。“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谴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5）高堡文化发达。“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二三步，状以浮屠。”这种高堡文化在四川藏区广为分布，是典型之历史遗留。　　两史中关于

6、附国的记述，无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习惯，还是建筑、物产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是我们今天研究康区，特别是雅砻江流域的藏族早期社会形态的宝贵资料和可靠依据，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作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其中也有一些地方给人们留下了质疑，以至造成后来的学者常常谈党项，谈苏毗，谈嘉良夷而无意或有意回避附国之倾向。　　两史均曰：“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按照这个数据计算，面积为三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甘孜州疆域的一倍，是四川全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总和。应该肯定，历史记载对疆域的计算往往是估计的，相当不准确，这个出入是否太大了？就其史中所述：“有嘉良夷，即英东

7、部……西有女国，其东北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据有关史料和后来学者们的潜心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时的东女国在今西藏昌都地区澜沧江一带；嘉良更在今甘孜州丹巴县、沪定县及阿坝州中西部嘉戎地区；党项在白兰之左侧，约当今青海省玉树地区。按此地望来推算，也与前述有矛盾，此其一。　　“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北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部落的名称，都是当时这些部落的自称，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