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谋爱与谋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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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谋爱与谋生的论文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改写了男性话语“倾国倾城”的神话，洗脱了海伦或褒姒、杨玉环等天生丽质反为倾城倾国之祸根这一莫须有的罪责。她以一个世俗的女人白流苏世俗的爱情、世俗的婚姻，以她真实的血肉之躯“填补了这类女性神话女人不在场或被他性言说的空缺”。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地成全了她谋爱以谋生的计划。张爱玲说过：“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白流苏就是这样的女人，而且她也只能是这样的女人。　　“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

2、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一世界。”西蒙·波伏娃深刻揭示了一个事实：女人与男人的不平等以及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关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则具体而感性地表现了这一事实。张爱玲深刻透视了女人在这个男性中心世界的可悲地位，发现它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几乎是不容反抗的强大。张爱玲客观现实的眼光，注视着失去旧道德、旧家庭庇护的白流苏真实的生活道路。　　白流苏在七年前毅然离婚，可以想象是有一定的娜拉式的精神，而后几年在娘家的难堪生活正是出走后的娜拉的可悲处境。因为学会了“娜拉出走”的白流苏出走之后在男权中心社会仍旧没

3、有获得自下而上的自由与平等，社会也根本没有提供给她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的合理位置，这种出走行为也就变成她自己向自己戏剧化地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因此，七八年后，她唯一的出路仍旧是再找一个丈夫。.此时的白流苏“有一种前人所未有的清醒，一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明白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以及男人对自己的打算；二是对自己目的的清醒，明白自己必须选择一个什么方式自下而上，并尽全力为此而斗争”。因此，当她遇到富商范柳原后，便以最现实的打算，计划找他作自己经济上的靠山。这种打算，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中的求生反抗。所以，她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如果输了

4、，她声名扫地；如果赢了，则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范柳原，“出净她胸口这一团恶气”。她带着“愉快的冒险的心情”去了香港，这似乎又是一次出走，而事实上仍是以男人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砝码。因而一开始，这场恋爱就埋下了不平等的悲剧种子。她的第二次去香港则是“屈服”了，不仅因为柳原的魅力，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经济的胁迫——最痛苦的成份。流苏承认自己的失败，做了他的情妇，并且自我安慰道：　　管他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最后，香港的陷落改变了她的命运。苍白的爱情加上面临生死的

5、患难与共，他们结婚了。但婚后的他仍不过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浪子，她并未觉着有什么微妙之处。这仍是一对平凡而自私的夫妻，他们在乱世里维持着卑俗的生活。　　“爱情确实是一种激发人奋进的力量，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将爱情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是几千年尚未解放的妇女被羁绊、束缚的一个象征。”因此，白流苏无法拒绝爱情、婚姻，其“唯一正当的人生途径就是通过男人——丈夫或情人找到‘自我’”，所以，她也就无法摆脱依附的命运。　　白流苏凭自己残存的28岁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以“自己的前途来

6、下赌注”，赌了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战。流苏被历代评论家定格为“以婚姻为职业恶俗者”。果真如此的话，那她也是将它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职业：维持自身自下而上的职业。其实，以此维持生活，这是现代文学，特别是20年代乡土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共同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只不过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此中的牺牲者：她们为哥哥换亲，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自下而上”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靠的悲剧典型。满怀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作家对这种以人为非人的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他们一方面指责社会制度这一外在根源，一方面为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焦灼万分，他们

7、一边揭露，一边呼吁，进行着启蒙民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可对苦苦地挣扎于实际的生存困境中的女人们，他们真正能做的，除了一洒同情泪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只有流苏，一变畸形婚姻中的被动者为主动者，虽免不了恶俗（将婚姻与生存联姻在什么时候都似乎是恶俗的），但毕竟是为了维持绝境中自身的生存。而且，这项生存的职业又是怎样难寻呢——流苏的那种拿前途作赌注的悲壮，她的小心警惕、患得患失，受到侵犯想表示清高都仍是无条件屈服的难堪和愤懑——然而这一切都无效，流苏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出的那两条路：她的赌博失败了，娘家更是无法再回归，于是剩下的只有“堕落”一条路：无可奈何

8、地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一个人孤伶伶地住在香港一幢大而空的房子里，呼喊着空虚。　　“在既定的历史视野中，出于对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存在的反思，注定我们只能从批判和否定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