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东北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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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晚清东北乡约[关键词]晚清；东北；乡约[摘要]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比较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衰落得比较快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晚清东北乡约带有新兴垦区烙印的组织形式和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说明它与关内乡约明显不同，而其旋兴旋废则说明，放弃乡约的教化和自治传统而一味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乡约实践是失败的。Keyent,broadadaptation,parativelysimplerelationarkedadministrationinlateQingdynastyintheNorthea

2、sternChina.ThecharacterofitsorganizationandfunctionshotheXiangyueintheotherareasofQingdynasty.Anditentalfunction.清代关内的乡约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作为乡规民约或《圣谕六条》、《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乡约；二是指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乡约；三是指作为基层社会组织首事的乡约。而清代东北地区的乡约普遍是基层社会组织的首事。晚清东北地区的乡约是在新兴移民垦区上设立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垦区乡约的特点。因而研究晚清东北地区的乡约

3、，对于探讨清代乡约的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无人研究晚清东北乡约的情况。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晚清东北乡约，探讨乡约官役化背景下的东北乡约发展模式。一晚清时期，乡约在东北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附表一可以看出，清代盛京有明确推行乡约记载的29个州县中，道光之前出现乡约的州县只有3个，道光至同治年间新出现乡约的州县有8个，光绪年间新推行乡约的州县有17个。经过道光以后的快速推广，光绪年间乡约在东北各地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在1905年盛京所辖的39个州、县、厅中，有29个州、县、厅已设有乡约。另有兴仁、东平、柳河、彰

4、武、镇安、辽源等6个州县，虽无直接的关于当地推行乡约的记载，但它们分别是从设有乡约的承德县、海龙府、通化县、新民府、广宁县、奉化县析出的，应该也设有乡约。附表二则表明，1909年吉林省所辖的11府中，至少有10个府设了乡约。此外，东北开禁后，在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移民中也设立了乡约。譬如，档案中有关于“宽城子回民乡约沙振邦”[1](p100)的记载。延吉朝鲜族设有“越垦各社乡约”[2](p331)。农安县的13社均设有乡约，其中“农惠社系隶回民，有名无定所，散居四镇”[3]。可见，清末乡约在东北的推广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晚清东

5、北乡约的推广是以当地增设州县为契机的。道光以后，东北“设府县百余”[2](p1127)。伴随着州县的大批增设，东北地区掀起了推广乡约的高潮。这一时期不少地方的乡约就是随着州县的增设而出现的。譬如，通化县“设治为光绪三年……是年即到县丈放荒地，勘定城基，设五十三保”[15]，每保设乡约、保正。光绪年问，“设西安县……既划东吉、西宁、南康、北寿四保以名四城谯楼，复就围分为十六社”[17]，每社设有乡约。安东县同治年间设治时，“分全境为六十四牌，各置乡约、保正一名”[14](卷四)。此外，在原来已经设置乡约的地区，随着新的府、州、县

6、的设置，乡约数量进一步增加。譬如，“五常堡原有5个社，五常厅建立后，又增加6个社，共十一个社”[35](p72)，每社均设有乡约。绥芬厅设立后，“对管内进行区划，宁古塔地方分为9个甲，三岔口地方分为五个社，穆棱河地方为1个社。每个社选出乡约1人，倡办地方公益事务和应付官家交办事项”[33](p124)。可见，州县的增置，确实带动了东北乡约的推广。东北乡约的推广，也是伴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而出现的。道光年间，东北已经处于弛禁状态。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对东北的封禁政策正式解除，关内移民潮水般涌向东北。移民的涌入，促进了垦区的

7、发展，但许多地方在“开放之初，尚未设有地方官，而民间遇事亦不可略无管束”，因而各地在放荒时普遍“先验放乡约”。[36](p387)移民的涌人之所以会带动乡约在东北的推广，主要是因为官府需要依靠乡约来加强对移民社会的管理。长期的封禁政策，造成东北开发较晚，地广人稀，官治十分薄弱。开禁后大批流民的涌入，使新兴垦区迅猛发展与当地官治十分薄弱的矛盾更加突出，从而导致东北各地社会失控，土匪横行，“东三省乃始成为胡匪世界”[37](p5331)。垦区迅猛发展与官治十分薄弱的矛盾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咸丰、同治年间，东北各地普遍

8、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延续到光绪年间，甚至出现“奉天四境，盗贼蜂起”，“所至千百成群，官不能制”[38](p98)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迫切需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基层行政管理组织，以加强对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管理。徐世昌就曾说：“咸同以降，汉民私出关外，旗民杂居，民无拘束，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