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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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中）第二节渔业课税的征解与管理河泊所的主要功能包括两大方面，即对渔业课税的征解与籍定、编审渔业人户两大事务的管理。本节即就渔业课税的征解与管理进行探讨。一渔民的课税负担与政府的财政收入1．渔课种类与渔税名目明清时期官方朝廷对内陆水域及沿海地区所征的渔税种类有人丁税、鱼课钞、渔船税、渔盐税、鱼苗税、芦课等。渔税是政府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明廷岁入之数包括商税、鱼课、富户、历日等项共144000余两，鱼课列为第二项，这还只是起运京库及边地者，不包括存留府库之数，可见其

2、重要地位[1]。又如弘治九年（1496）二月，地方官奏请将九江芜湖抽分银或湖广所属湖池额办课钞并起解南京，以备财用、以纾民困[2]，由此也可推知湖广鱼课之重。清乾隆年间岁入之数仅鱼课一项即为140000两有奇，不过其岁入总数达“四千数百余万之大数”，鱼课在赋税总额中的地位大为下降[3]。人丁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及通扬地区都有向渔民征收人丁税的记载。太湖地区“罛船向征渔税丁钱”，一艘船准以一亩田之赋，每一户完纳一人丁之税。后至康熙二十年（1681）间，江南巡抚汤公斌以渔船冒风波之险而觅衣食，煞为艰

3、苦，援引古泽梁无禁之意，奏请豁免[4]。明末兵燹，官府向人民征收的人丁税极重，估计为支持巨额军费之用。如崇祯年间扬州府泰州河泊所原额渔户人丁共3206丁，每一渔丁每年实纳丁银0.36两，出办丁银共983.5两；闰年又加征3.8两[5]。清初局势稳定后，赋税额有所下降，如渔丁每丁一例只派征银0.239两，较明崇祯年间约下降三分之一。而一般民户户丁每丁一例只派征银0.12两，约只为渔丁税的二分之一，由此可见，渔丁所纳人丁税尚远高出一般民户户丁[6]。又如嘉靖年间沿海地区广东钦州渔民每丁月输米二斗八升

4、五合，年该米三石四斗二升，折银1.085两[7]。渔船税：清初战事平息以后，海禁初开，沿海渔业开始复苏发展。官方对沿海渔船进行双重征税，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海禁初开，沿海渔船，州县既征渔课，海关复税梁头，民甚苦之”。后康熙帝采纳福建巡抚张仲举之奏言，拟定凡渔船五尺以上，梁头税统归地方官征收。乾隆元年（1736），拟定闽省渔船税，分上、中、下三则起科，豁免沿海采捕鱼虾单桅船税。[8]由此可见，渔船税征收标准以渔船尺寸大小为计算单位。渔船征税于否，地方官员意见不一，有的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言

5、请收税，有的从民心向背的角度言不能双重征税。如《清史稿》载：“之仁请收渔船税，守谕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渔户巳办渔丁税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人心一摇，国何以立？”[9]渔盐税：江西九江府湖口县明洪武年间设有逆沙夹河泊所征收鱼课，其后虽河泊所已裁革，但课额仍存。据嘉庆《湖口县志》卷5《食货志》所载，其鱼课、湖课均附于盐课条下[10]，估计其中部分课额即为应缴纳之渔盐税。由于鱼类加工需用大量食盐，而盐税乃明清时期政府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官方亦对渔民所用渔盐征收重税，其渔业成本也就大为上升甚至入

6、不敷出。如用私盐则成本可大为下降，故多有偷用私盐之举。然其时私盐查禁甚严，引出对渔户用私盐事的讨论。这从张甄陶《论渔户私盐状》一文中详及之“审冯有贵张洪业私盐一案”清晰可见：“查私盐壅引，妨课科断不轻。然必其人实系不事生业，贩私场灶、透越关津，乃得以此坐之。今冯有贵系香山县印船渔户，历年于埠售盐。据簿：十二年，交盐价一百四十余两；十三年，交盐价九十二两；十四年，以鱼少失利，拖价未交。现欠总埠盐斤七十余两，已交者账簿可凭，未清者埠丁可据。夫以腌鱼，一渔户每岁与总埠交关百金数十金，亦不少矣。今乃以盐

7、斤余溢、年月参差，坐以杖徒。虽按例何辞，而揆情非允。至张洪业则受雇捕鱼，既于新会埠自领盐票，又向贫难妇民零星售易。惟利是图，罪无可贷，但实与私枭巨贩不同。且若将有票渔船，以票盐少差，即作私盐定拟，于粤省利弊所关甚大。盖粤省本属海疆，在在迫连场灶。沿海人民，盈千累万，别无糊口，相率贩私。”[11]渔民以海为家，一出港门，动辄超过数月。鱼虾旺销与否，全凭风信。如果令其必须从盐埠买盐载之以往，则可能鱼还未入网，盐已透风。再经潮浸卤销，半归乌有。如若等到举网得鱼，满载而归，然后赴埠买盐，则可能所得之鱼早

8、已腐馁不堪。况且腌渍一尾之鱼，便需斤余之盐。全部以官价相售，则营利微薄而无所得食。惟有在未出港口之时，即先上干标。等在海中捞有鱼鲜，即于盐场出售腌渍。盐价低贱，则可购之盐多，腌渍加工的鱼产品必定耐久藏，装载入港后也易于销售。如果碰上久阴积雨、风信错乖。鱼虾绝港难寻，米粮又将垂尽，于是即将此干标影射，运贩至盐场辗转私卖。鱼苗税：在各鱼苗出产地，官府设有专门的鱼苗税。同治《九江府志》卷7《地理志·古迹》记载，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年）即在德安县南三进四十步设有鱼苗仓。明代设有专门机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