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优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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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优化探析摘要企业治理结构的本质是企业控制权安排。从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安排沿革状况入手，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企业控制权配置效率体现在合格的控制权主体和控制权的有效运用。　　关键词国有企业控制权主体控制权应用1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安排概况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全民所有,但全民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抽象，全民生产资料产权的不可分割性，使得这种产权不可能成为个别社会成员发生经济交往的一般依据。为了解决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授权基础，政府运用国家政治权力以所有者身份合法地、系统地、全面地延伸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这样

2、，在原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庞大的代理人组织——各级政府，他们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工即职位权力来界定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对地位，解决财产支配权的来源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在不改变所有制结构的条件下实行放权让利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其结果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为了激励企业的竞争力，地方政府普遍对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并在90年代开始推广股份制。股份制引入了股票市场这种企业外的替代性约束机制，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背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屈从

3、于效率目标的要求，政府主管部门逐渐将生产经营控制权交给企业，但政府一直控制着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命权，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控制权安排，即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人事控制权及与此相关的经营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2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安排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全民所有经济体制，全体人民所有财产和资源是由国家按照行政权力授予关系分配给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然后再分配到各个国有企业单位中。由于政府官员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经营者，而生产经营者因为被剥夺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他们都没有动力也缺乏条件去实现企业收益的最大化，因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4、的安排是无效率的。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实行放权让利，这对激励经营者和提高企业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所有者缺位”情况下，又产生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政府由于缺乏市场型替代性约束机制可以利用，必然要保持对企业的控制干预，因此形成了“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造成严重的代理问题和行政干预下的低效率使政府面临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的股份制虽然引入了企业外的替代性约束机制——股票市场，但在国家控股和国有股份不可转让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国有股权的代理问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官员作为国有股份的代理人和政府官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依然缺乏

5、动力去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孙少岩认为，股份制改造后，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广大中小股东并不关心企业效益，而是热衷于赚取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差价；而国有股本身不享有终极所有权，只享有控制权，必然导致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权力授予关系。在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且企业的生产经营控制权也由上级管理部门掌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企业主管部门手中，并由此而形成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由于个人对企业的贡献无法计量，按等级进行企业剩余分配的“控制权回报”，成为国有企业激励制度的必然选择。　　钟怀宇认为，等级制的剩余分配制度使剩余索取权呈现凝固状态，因而对企业剩余的追

6、求演变成对既定剩余的争夺。追求控制权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分配份额。企业控制权的价值目标趋向不是企业剩余最大化，而是剩余分配份额最大化。失去企业剩余最大化约束的控制权配置，必然表现为企业内各等级内部的权利斗争。国有企业内部对控制权的争夺，表现为控制权调整配置过程，但这一过程并非通过经理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来实现控制权的转移，而是“控制权行政配置”。钟鸿钧在AndreiShleifer和RobertW.Vishny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然后对不同控制结构下的均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出，低能力的经理比高能力的经理更有积极性去行贿，且行贿数额也更高。“权力斗争的结局常常是高能

7、力的人被低能力的人所击败，好多企业被内部的权力斗争拖垮”。因此，在国有企业内各等级内部对控制权的争夺，“比西方股份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要严重得多”。3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优化　　企业控制权如何配置才算是有效率的？笔者认为，企业控制权配置效率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合格的控制权主体和控制权的有效运用。前者是关于代理人选择，后者是关于代理人的监督与激励。因此，要优化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就须从这以下两方面着手。3.1国有企业控制权的市场化，经营者选择机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