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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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现是抑我的、消极的，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毛泽东关于死亡意义的思考无不彰显了死亡的伦理化特征而非死亡的自然性。本文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及其现代意义以期给现代人思考死亡问题以某种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天上是神的世界，那里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神无生无死，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有生必有死，地下是鬼的世界，黑沉沉、阴森森，令人恐怖。神、人、鬼各居其所。中国原始宗教的死亡观与季节相联系。如认为冬季黑暗、寒冷，大雪冰封，万物肃杀，和阴间的景象相同，是死亡的季节。中国原始宗教中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或向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闪亮登场。孔子站在岸边望着滚滚东逝水，发出逝者如斯乎的感叹，这也表现出他对人生必死的无可奈何。所以当子路向他提出关于死亡问题的终极关切时，他表现出不高兴，脱口而出“未知生，焉知死” 。这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深意在于：生命是有限的，应把精力首先放在有价值的问题上，思考生比研究生更有意义，把生活的问题安排好了，死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而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其实孔子也并没有放弃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只是觉得如果你真正地认识了生，也就认识了死。所以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提供理想和规范，促使人为民、为国、为他而去忠、去孝、去悌、去友，立功、立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与儒家相比，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把万物归结于“道”，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要顺其自然，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不去为的意思，而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国家的治理是这样，人的生死也是这样。对人来说，生也自然，死亦自然，没什么可高兴和惊奇或悲伤的。只有那些超越“生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所以面对死亡不必要有生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不需要去执着于现实的事务，而是应该按照天理和自然的法则调养好自己。既然生死是“天道”所定，所以既不要悦生，也不要恶死，要“生死齐一”。　　真正把死亡描述得恐怖可怕的应算是汉代佛教。释加牟尼曾为印度王子，不受魔鬼撒旦关于万国荣华的诱惑潜入山林苦修，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关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终于悟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真谛，从而开创了“四圣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观。儒教对死亡的基本观念是：人不只是有一“生”，而有无数的生死轮回，死是这种轮回不已的生的中介。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体，肉体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体可灭，而灵魂可以转生或转型。人一生要与自己的肉体做斗争，只有战胜自己肉体的人才能享受到来世的快乐，达到“涅槃”。在这里，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几份生存的沉重，变得明森恐怖。　　如果说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那么佛家的死亡观则是消极的。它是要通过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压抑达到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　　应该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人的死亡观相对成熟了。人们一般能接受死亡这个客观事实，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坚决反对神仙怪异之类的存在，陶渊明选择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明代思想家吕坤对死亡的理解更为深刻： “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认为死后看风水，请阴阳先生是“舍我本身，求之枯骨”。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观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生。众多仁人志士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报国安邦，杀身取义，如宋江、谭嗣同、文天祥、陈天华。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贤”以地当床、茅棚作被、天为帐与猪狗同食这样的隐世者及敢于在宫庭颠倒骑马的文人骚客如李白。应该说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观是儒家死亡思想的传承，是人世的，而不是出世的。但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为人民谋幸福，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中外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李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亡是一种自然的归宿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首先考虑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有必要去为无法抗拒的死亡和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忧虑、烦恼。但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便有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一种是消极避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竹林七贤”。另一种是自私自利，巧取豪夺，拼命满足肉体、感官欲望的享乐主义方法；另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就是：珍惜生命的存在，尽可能使人生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无法获得生命的永恒，但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创造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传予后人，使已不朽。　　　　(二)死亡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恐惧” 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假如人类没有死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　　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三)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无论是来世的死亡观还是现世的死亡观都能成为它的逻辑前提。佛教中的“涅槃”让人进入一个极乐世界，道教的顺“天道”而亡就有一了百了的寓意。《红楼梦》第一回踱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便要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如果生命的过程实在难受，有些人会以死亡的方式作最终的了结，这是对现实的绝望，对生存价值的彻底放弃。其实不然，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个人来说，它是统摄一切的力量；对社会来说，它是构建社会大厦的根本基础，社会的一切都要来源于它。(四)死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这里又有两种情况：要么把死亡作为追求理想的工具，认为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多少痴情男女为爱殉情：梁山伯、祝英台化蝶而飞，罗密欧和朱丽叶相卧而死。要么把死亡作为一种灵魂的升华，把美赋予死亡本身而美化死亡。为什么成为千古绝唱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有人认为三毛的自杀既是她对荷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留恋和无奈，更是她把死亡作为“灵魂升华”的手段。她与荷西的结合是灵魂和肉体的最完美的结合，荷西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荷西去了，她也去了，死亡便成为她必然的选择。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寄托、镶嵌在死亡身上，使死亡本身看起来如此美丽让人向往。在这里，美好的愿望便超越了痛苦的事实，反映了人们通过死亡来延伸美好愿望的心理期待。　　从李庆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死亡观念散发着浓厚的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气息。大多数的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死亡，彰显、规定死亡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中国历史造就了如此众多千古流芳的仁人志士的原因。再一个，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和驳杂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死亡观也往往处于现代和传统的交合中。由于个体生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主流文化中突出的是为“集体” 而献身的英雄和烈士，这些人往往被神化以达到某种政治教化的目的。所以，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往往被赋予政治上的意义。还有，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在这座政治大山的高压下，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当他们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时候，于是把希望和理想更多地寄托于死亡身上，要么美化它，要么使之神秘化。所以说，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念的三大基本特征。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现代意义　　　　人不可以选择是否死亡，因为死亡是人的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可能性。但人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死亡观念，一个没有死亡意识、忧患意识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鲁迅作品中阿Q的愚昧就在于他的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自我意识。　　任何历史不可能不影响现在，现实总是历史的延续、不可能不打上历史的烙印，就象人脱离了母体必然留下永久的疤痕一样。　　死亡观也是这样。它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的人们忘记了死亡这把悬挂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再去体验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浸在金钱和欲望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所以一旦死亡之剑突然从头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措手不及，无可奈何。为什么贪官污吏只有到临死的时候才感到“上对不起高堂老母，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为什么事业有成的大学教授、领导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点挫折就从高楼纵身一跃、一命归西；为什么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同学之间有了点矛盾就拔刀相向，以死相逼；为什么少数党员干部先人去世以后要把葬礼搞得风光宏大，墓碑立得高又高，大吃大喝，锣鼓喧天，甚至借机敛财。这不仅是财富的无意义浪费，更是对先人的大不敬。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哲学家就是为死亡准备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为他们指点迷津，尽管我们的理论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无能为力。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声音，一种良知与理性的声音，一种迷途劝返的自我提醒的声音。这种声音洋溢着天国的温馨，为我们漫长的一生护航，使我们不至于沉沦和堕落，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如前所述，儒家的死亡观是人世的，它把死亡问题暂且搁置，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去忠、去孝、去悌、去友，通过立功、立德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从而超越死亡。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精神，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去。党员干部更应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和责任。可是，有少数党员干部却在金钱和欲望的冲击下忘却了这一切。如自己都承认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雷渊利；被老百姓戏称为“王坏种”的王怀忠；和一百多个女人上过床的张二江。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也有人对养育自己的父母都无孝心，怕父母年老后成为自己的累赘，用金钱一次性买断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有人对人已毫无诚信可言，“仁、义、礼、智、信”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任何影子。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多少人格和道德的楷模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抛妻子、别老母，长期扎根雪域高原，最后身死高山雪地的孔繁森；心里总是想着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身患绝症，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的郑培民；为了改革开放事业，“即使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我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朱锫基；背着妹妹上大学，感动了多少中国人的寒门学子洪战辉。他们不仅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　　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潇洒的。应该说道家更是一种容易被常人所接纳的平民死亡观。它要求人们不执着于生死、顺其自然，以一种安身立命、本真的态度来体验人生，寻找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确，对普通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能尽和应尽的责任。那么到临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深切地感觉到：我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当然，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儒家除了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外，还认同了另一条超越死亡的道路，那就是通过子子孙孙的香火延续、承继来实现祖宗未竟的价值追求，实现祖宗永生的愿望，从而光宗耀祖。所以，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其实，所谓的香火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细究起来。人类发展史上，断了香火的人不计其数。在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今天，如果我们还要刻意去延续所谓的香火，认为只有男孩才是传后人的做法肯定是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　　总之，死亡是一种宿命，是每个人生命的“老家” 。人生的经历千差万别，而死亡却把我们绝对统一起来。面对死亡这条不归之路，我们曾经犹豫、彷徨，因为没有更多权威的点化，也没有过来者的引导。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于丹教授说得好：儒家给了我们立根的土地，道家给了我们飞翔的天空。让我们在思考死亡的过程中感悟人生，善待人生，让我们的心灵在另一种境界中得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