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京沪书画市场中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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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前期京沪书画市场中的消费者　　摘要：民国前期，北京、上海两大书画市场的主要消费者与赞助人具有不同的身份特点，北京的消费者与赞助人主要是政客和官员，而上海的购买者和赞助人则主要是靠商业发家的新兴市民阶级和商贾们，尤其是以“宁波帮”商人为主的商界巨擘，这些购买者与赞助人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书画市场的运转当中，为两地书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键词：民国前期；艺术创作；书画艺术；京沪地区；书画市场；消费者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ConsumersofCalligraphyandPaintingMarketinBeijing

2、andShanghaiin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AOXiao-jun（SchoolofCulturalIndustry，NanjingInstituteofArts，Nanjing，Jiangsu210013）7“消费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同等齐一的，一个人能够消费什么也不完全取决于个体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场域对外关系位置所决定的。”①作为民国前期的两大书画市场，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书画艺术的支持者，但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别，这两地的消费者和赞助人之面貌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帝都，

3、在民国前期又曾长期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拥有财力购买艺术品的，自然是以政府官员以及文人学者群体为主。而上海作为新兴的国际大都会，群商汇聚，巨贾云集，支持书画艺术发展的主要力量，则是富裕的市民阶级以及商业巨头了。鲁迅先生曾说京派文人是“官的帮闲”，海派文人则是“商的帮忙”，这话再恰当不过了。在北京的书画购买者中，“当时的主要顾客有前清翰林庄蕴宽、袁励准，北京政府官员汪大燮、林长林，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鉴赏家朱幼平、叶恭绰、张伯驹等名人学者。”②他们之外不乏有相当政治实力的买家，这些人的光顾对于书画家来说既

4、是经济上的支持又是广告上的帮助，因此而名噪一时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张学良曾出席“湖社”举办展览的开幕式并购买了许多作品，还将子女送入“湖社画会”学画，此事对“湖社”提升社会知名度帮助极大，“湖社”中人特地在《湖社月刊》中详细报道，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另如俞涤凡初在上海鬻艺时并不著名，后经金城介绍前往北京为袁世凯作画，立即名震京师，身价百倍。7除此之外，北京的书画家们有许多本身也都有政治背景，这些特殊的官员自然也成为了书画市场的常客，如曾任众议院议员、国务秘书的金潜庵就曾在展览时购买过同门书画家吴镜汀的作品等。当然，客观地说作为没有政

5、治地位的普通百姓，职业书画家以官僚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顾客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如黄宾虹就曾经提到有袁某倚仗权势强行向友人索要其画作的事，不过这还是应该以个别行为视之了，“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品格’无疑向世人昭示着艺术家世界中最动人的一面”③。除了直接的购买行为，北京的书画家以其他方式得到政治力量的赞助也不乏其例，这也与京派书画家本身特殊的双重身份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民国前期的北京书画界产生影响最大的政府赞助行为，莫过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当时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骨干力量金城、周肇祥、陈汉第、颜世清等人与同样爱好书画的北洋政府要人徐世昌交往甚

6、密，“1918年5月徐继任第五届民国大总统后，提出了把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国民教育和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文治’7政策”，而“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经费来源于徐世昌不无关联，甚至可能与庚子退款有关。如果没有徐世昌的赞助和支持，中国画学研究会举办的展览规模无疑会大打折扣。”④这一赞助行为，对于北京书画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湖社得以频频参加比、法、德等国举办的艺术展，与金城、金潜庵父子与民国政府的特殊关系有着直接联系，由于湖社画会与教育部相处融洽的关系，故每有官方展览，政府都会通知湖社画家参加。与北京不同，上海的书画市场购买与

7、赞助的主力是靠商业发家的新兴市民阶级和商贾们。市民阶级购买书画的动机多种多样，除了日常装点居室以供欣赏外，店铺开张、生辰祝寿、婚丧嫁娶、文人往来、接受馈赠等活动都有需要它们的地方。《沪游杂记》中还记载有在清末民国时上海流行的一种书画灯，以绢本名人字画作灯障，一套虽需十数元之巨犹甚流行，可以说是商业文化兴盛之象征了。虽然新兴市民阶级对于上海的书画市场繁荣出力颇多，但他们所购买的多数还是二三流职业画家的作品。真正对上海书画市场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还是那些豪商巨贾们。比如冯超然正是在上海钱业巨头的力捧之下才得以与“三吴”齐名，从而位列

8、顶尖职业画家行列的，吴昌硕初到上海在经历了卖画效益不佳的情形后，亦是在结识了上海商界领袖之一大买办王一亭之后，才得以在上海站稳脚跟。无论购买还是赞助，上海的商业巨头们都是乐于出力的，这其中犹以在沪的“宁波帮”商人参与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