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青年女性在民国时期的自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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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沪青年女性在民国时期的自杀问题景军罗锦文摘要：本文将集中讨论两大问题：其一涉及到法国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学说。笔者认为，迪尔凯姆的自杀学说在论及性别问题时带有浓厚的男权主义偏见，他的分析偏移了他所大力提倡的社会事实研究法；其二民国时期京沪两地的青年女性自杀格局。根据笔者的分析，京沪女性的自杀问题在当时非常严重，两性自杀死亡率相近；两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自杀已遂和未遂事件中女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诱因多是家庭矛盾或情感纠纷。本文意在厘清古典社会学自杀理论的局限，也在将中国近现代的自杀问题纳

2、入到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中探讨。关键词：女性自杀社会性别埃米尔·迪尔凯姆一、从《自杀论》说起按照迪尔凯姆的反证逻辑，自杀原因只能从社会环境中寻找。所以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三个命题：“自杀人数的多少同宗教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自杀人数的多少同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自杀人数的多少同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迪尔凯姆，2001：214)。言外之意，社会一体化程度越低，自杀问题就越严重。①他在《自杀论》中还提到，自杀在日趋工业化的欧洲属于社会病，集中表现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城镇，而不是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他认

3、为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不断受挫而影响到社会整合。早在1888年，在一篇题为“自杀与生育”论文中，迪尔凯姆就已经将出生率的降低与自杀死亡率的上升关联起来，以试图说明自杀问题的恶化与传统家庭的衰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传统的家庭和家庭人口较多的家庭形态属于社会整合机制之一，而这种整合机制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的衰落，同自杀率在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的上升有着因果关系(Durldaeim，1992：175—197)。在迪尔凯姆讨论的数据中，欧洲国家男性的自杀

4、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这要求他解释自杀问题中的两性差异。一旦涉及到性别问题，他的说法既矛盾又带有明显的男权主义偏见。一方面，他认为婚姻、较高的生育率和大家庭生活有利于人们对自杀的免疫力。但是“女子的本能比男子的本能强，所以为了求得平静和安宁，她们只要按本能行事就行了”(迪尔凯姆，2001：293)。另一方面，他认为婚姻对女性而言不如对男性重要。例如，女人守寡后往往并不急于再婚。这是由于“女子能够比男子更容易孤独地生活下去。她们之所以有这种天赋，是因为她们的感觉与其说退化，不如说不很发达。因为她们和男子

5、相比是生活在集体生活之外，所以受集体生活的影响较小：社会对她们来说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她们不爱交际。她们对这方面的需要不大，而且很容易满足”(迪尔凯姆，2001：223)。按照他的说法，虽然女性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程度较低，但是由于她们的感觉不发达，同时处于简单的社会存在之中，所以对自杀比男性更加具有免疫力。相反，男子属于“更为复杂的社会存在，所以他们只有找到更多的支点才能保持平衡，而且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基础取决于许多更容易使这种基础遭到破坏的条件”(迪尔凯姆，2001：223—224)。简

6、而言之，他认为“自杀碰巧基本上是一种男性情感表现形式”(迪尔凯姆，2001：42)。其实，自杀绝非属于一种男性特有的情感表现形式。迪尔凯姆之所以做出如此偏颇的解释是①这里所说的“社会一体化”就是社会整合的意思，通常指个体被纳入群体生活秩序的机制、过程和结果。在既定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及价值体系之约束下，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到群体生活，主要途径包括教育、家庭、就业、宗教、社群生活或特定的社会组织。38京沪青年女性在民国时期的自杀问题因为他对性别问题的简单化理解和他的男权主义偏见。另一个原因是他将自杀

7、仅仅定义为成功的自杀，因而没有将未遂的自杀放入他对自杀行为的分析之中。但未遂的自杀恰恰包括着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事实：其一，自杀已遂者往往有自杀未遂经历；其二，未遂的自杀案例中一般是女性多于男性；其三，未遂自杀照样可以作为社会问题加以讨论。在对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进行梳理的同时，笔者关注了当代中国自杀问题(参见景军、吴学雅、张杰，2010)。这一关注使笔者意识到，对当代中国的自杀问题分析不但需要放入社会学的自杀理论脉络之中，而且有必要放在一个历史比较的框架下加以考查。由此，民国初期的北京治安机构和民国中

8、期的上海民政机构记录的自杀统计数字渐渐地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二、民国初期北京青年女性的自杀问题从1918年开始，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SydneyD．Gamble)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北京展开了一次历时16个月的综合社会调查，涉及到了人口、健康、教育、商业、犯罪、贫困、慈善及宗教信仰等问题。其中人户调查包括了325户人家，共1217人，分别住在灯市口、西四及齐化门(今朝阳门)。甘博根据这次调查的发现所撰写的(Peking：ASocialSurvey)于1921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