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辞批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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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文学修辞批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一、适合于文学修辞批评的“修辞”概念象许多最基本、最常用的词一样，“修辞”的内涵与外延都很难确定。不同的修辞学家可以从自已不同的理论立足点出发，对“修辞”这一概念做出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一系列关于“修辞”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进行清理，为文学的修辞批评寻找一个比较恰切、方便的修辞概念，从而确定本书所谈论的文学修辞批评的明确所指，确定本书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分析起来，对于修辞问题，在不同的修辞学家之间存在着以下一些分岐，为了使本书的论述不至于产生太明显的混乱，我们需要说明在这些

2、分岐中我们使用的修辞概念的倾向性。（一）修辞现象究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还是象语法一样，存在于所有的语言表达中。传统的修辞理论倾向于把修辞现象看作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修辞被认为是对常规语言的偏离、修饰、调整。早期引入中国的日本修辞学理论中，“美辞学”的理论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在确定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范围时就借鉴了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的体系；王易1926年的《修辞学》和1930年的《修辞学通诠》两部著作中也认为修辞学即美辞学，是美化文辞的学科。对于当时的不少学者而言，修辞指涉

3、的是语言的文学表达方式，修辞学研究的重点是修辞格。后来有些学者认识到了将修辞学限定在“美辞学”的范围会限制修辞学家的视野，因而把包括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文学性表达与一般性表达的语言行为都纳入到了修辞学的视野，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修辞是一种语言表达的特殊方式”这一看法。陈望道先生的“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的两大分野从理论上看涵盖了语言运用的全部内容，但是由于他对积极修辞的研究用力最勤，对语体的研究着力很少，加上过去美辞说的影响，仍然使一般人感到：修辞就是以修辞格研究为主的积极修辞。这种修辞观念在中国修辞学界的影响是

4、根深蒂固的。11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在初建时受日本的直接影响，而日本的修辞学则是从西方引进的。19世纪西方修辞学基本上是文学语言风格的研究，修辞格是其关注的核心内容，这使得日本学者最初把修辞学看作“美辞学”，进而影响到中国早期修辞学研究的取向。其二，中国自身有强大的诗文传统，修辞学理论的引入最初主要上是为了作文，特别是文学，这也很容易使中国的修辞学家把自己的视点锁定在“美辞学”上。80年代以后，扩展修辞概念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但这种扩展也不是无限的。如这一时期中国修

5、学界引入了零度与偏离这一理论模式，把修辞现象看成是对语言表达的常态（零度状态）的偏离。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建立在“修辞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一前提之上，尽管语言的零度状态可能仅仅是一种假定的状态。然而，当代西方修辞学理论则强调从哲学的角度看待修辞问题。对它而言，语言作为符号，本身就是在以象征、比喻等修辞方式去重建外在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修辞性是语言最本质的属性之一，去掉了修辞性因素，语言就什么也不剩了。因此，修辞不是附加到语言表达上的因素，它就是语言本身。德曼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采用了尼采的观点，认为“作为一门有意识艺术

6、手法的所谓‘修辞学’的东西，在语言及其发展中，是作为无意识艺术的一种手法而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纯粹的修辞诡计与结果”，“语言就是修辞。”（（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147页。）另一个美国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米勒也说，“与其说修辞手段从正确使用语言中产生或转化而来，毋宁说一切语言开始就有修辞手段的性质；语言的实义或指称作用的概念，只不过是从忘记语言的隐喻‘根源’中产生的一种幻想”。（（美）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7、第一版，第3页。）这种观点对传统的修辞观念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本书作者认为，从哲学上强调语言的修辞性是必要的。但哲学研究与语言学分析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活动。在具体的语言学分析中，为语言设定（假定）一个零度状态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支点。11文学修辞批评是以对文本的修辞分析为依托的，它更愿意为文学语言设定（假定）一个参照点（零度状态），相信文学语言是修辞操作的产物，是对语言零度状态的偏离（这相当于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文学语言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而修辞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导致文学语言偏离零

8、度状态的修辞技巧的发现。（二）修辞仅仅指语词与句式的选择，还是可以包括文本整体语言风格的选择、语体与文类的选择、叙事策略的选择。中国古代有较完备的文章学理论，主要研究文章的篇章布局，起承转和。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者一直比较强调修辞学研究与文章学研究的区别，因此国内的修辞学研究比较习惯于微观修辞研究，主流的修辞学研究往往把注意力较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