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与先富阶层的社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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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分化与先富阶层的社会确认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商业的空前繁荣促使原本均质同构的村庄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体现在哪些维度，其内在演化机制为何，对于乡村治理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一、经济分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出经商机会的增多，村民的生计来源逐渐从农业中脱离出来。非农化与村民的职业分化使得农户的家庭收入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较大的差别。笔者近年来在浙中地区的调查显示，处于村庄上层的富豪阶层多为私营企业主，同时他们还有投资房产物业的租金或股息收入。中

2、上层以经商为主，一些开小作坊、雇佣少量工人的个体户及农业大户也属于这个层级。中间阶层的家庭兼业化程度很高，人数也最多，他们没有资本的积累，多以务工收入为主，同时有少量租金及父代的农业收入作为补充。处于下层的贫困家庭自身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很多人要依赖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民政部门的低保救助才能维持生活。处于上层的富豪户比处于下层的贫困户的年平均收入超出30倍以上。11以农户占有的经济资源为标准对村庄进行层级区分并加以描述和比较，这只是村庄分层研究的起点，我们应进一步考察这种经济上的分化在生活世界中的体现。社会

3、中的个体是通过身边他人的评价来确立自我的，对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而言，其存在感依托于与村邻参照和比较而形成的“面子”。在急剧分化的氛围里，人们的幸福感与挫败感都来自于一个“比”字，“比”是村民在生活世界中认识自我的方式，比的过程是“争面子”、“保面子”和“丢面子”，比的结果是“有面子”与“没面子”，而比的标的物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消费方式。发达地区农民在消费方面展开的竞争与追逐早已超出吃、穿及日常用品等方面，因为这些小额消费并不能显性地体现出先富者与普通人的差别，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是体现在

4、住房、汽车及婚丧嫁娶等人情仪式上的大宗消费。对于先富群体而言，更多的货币绝不止于购买更多的物质与服务，获得自身生活的舒适，在收入与其他村民拉开距离之后，先富者最想获得的是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建立在与其他村民对比而获得的优越感上。对于在发展与分化过程中步调迟缓的农民来说，相对从前的自己生活是更加舒适了，但相对生活世界中的他人却落在了后面，这种落后所产生的羞愧感、焦虑感与挫败感则是难以忍受的。于是，村庄中上层村民对先富者大宗消费的模仿普遍存在。111990年代中后期，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在住房方面展开了激烈的

5、竞争，但随着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高度紧张，政府对宅基地与房屋实施了严格的规划与管控，因而村民的建房冲动受到极大抑制，其住房状况并不能有效展现收入差距，而到附近城市购置的房屋并不能在村庄中以实物方式呈现，也不好作为撑持面子的基础。步入新世纪，发达地区农村先富群体的“面子”比拼已经转向轿车及奢侈品等方面。然而，上述物品的消费具有私人性，它是富豪阶层的私事，或者说，只局限于先富群体内部，充其量成为普通村民的一种谈资，却并不对村内其他阶层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是，涉及到红白喜事等人情仪式的大宗消费却具有公共性，因为正是

6、人情仪式上的礼物交换将熟人社会内部各个阶层的关系衔接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所有的村民都必须参与进来，无法逃离这张网络。二、社会分层11农村红白喜事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有着复杂亲属关联的各个家庭通过这种不定期举行的生命仪式而聚合，村民之间无论贫富，谁都不可能因为相对拮据而退出人情的循环。在红白喜事的聚会中，平日里被包裹和掩饰的收入状况的面纱必须被揭开作一次公开的展演，而热闹仪式中的诸多细节也会成为村民日后议论的话题。在发达地区农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的仪式性人情活动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礼

7、金的金额极高，二是酒席铺张而奢华。当由消费档次决定的“品位”被村内的富人升级之后，其他人在操办仪式时就不能表现得明显比开头的人差。对于后面的富人来说，不这样办是吝啬、小气、刻薄，而对于后面的穷人来说，则是寒酸、示弱、没志气。不仅如此，办喜事、“赶人情”这种熟人社会的缔结方式还具有交互性与时间上的延展性：相互“走动”的双方前后互赠的礼金相仿，办喜事时的花费也要大致相当，如果一方大操大办，而另一方刻意降低标准，那么后者不仅会被认为有违于情理，甚至还有借机敛财之嫌。在日渐奢华的酒席面前，中低阶层的村民一方面要顾

8、全面子，另一方面又确实囊中羞涩，为了让其消费“品位”跟上形势，同时又不至于将家庭经济拖垮，他们不得不尽量减少办喜事的次数，而且在操办仪式时设法控制酒席的规模。控制规模的方式是缩小人情圈：首先压缩的是平时有些交往的普通朋友；其次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村友，除了住得近关系十分要好的邻居，其他人不予考虑；再次是将关系稍远的非亲属排除在外，不再发出邀请，直至最后仅仅剩下人情圈核心部分的直系亲属。这种主动限制请客规模的做法十分耐人寻味，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