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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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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理学与唐宋古文主流体系建构【内容提要】文学史上的唐宋古文运动与思想史上的理学发展各自形成“文统”与“道统”,但由于共同的重振儒学的思想源头,两者实具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唐宋古文运动前期作家的思想被宋代理学家扬弃吸取,成为宋明理学许多重要理论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唐宋古文作家同时作为思想家,特别是宋六家在宋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派,又时时受到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基本精神的深刻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明代唐宋派文人明确提出的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唐宋八大家”之名目,实际上在南宋理学家手中已初具雏型。唐宋古
2、文主流体系,正是通过理学家的初建才逐渐流行确立起来。宋代的理学与古文在发展中各自形成系统,宋代古文终究有着属于自己的主流体系,理学家的古文创作显然也并不能构成宋代古文的主流。但是,从根本点上看,宋代的古文毕竟缘起于儒学复兴运动,与理学的兴起同出一源,宋代理学家对文学的独特看法及其实践活动,对古文创作领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渗透,随着南宋理学地位的提高,两者甚至形成汇融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宋代古文为主体上溯唐代韩柳而成的所谓唐宋八大家古文体系的确立,实与理学精神的影响乃至理学家涉足文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一宋代古文复兴
3、运动从肇端至确立,历时较长,并由文人古文与理学古文两股力量长期积聚融会而成。从柳开、王禹到穆修,是为文人古文的前驱,而号称“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则是理学古文的先声。这两股古文复兴潮流到庆历年间,经范仲淹至欧阳修而汇融并达致新的高潮,宋代古文运动于是乎正式确立,并以其浩大的声势构成宋代文坛的主流。由于宋代崇德归儒的统治政策与时代风气,造成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特点,政治领袖与学术领袖逐渐统一起来,欧阳修作为北宋中叶集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于一身的第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仅以
4、自身的鲜明主张与大量创作树立起复兴古文的大纛,而且通过知贡举,有意识地选录天下英才,作为其后辈的王安石、苏轼等宋代文坛巨擘都是经其大力提拔和培养而“出人头地”,从而导引出宋代文学史上大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极盛时期。《宋史·文苑传序》通论宋代文学盛况时说“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所例举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苏氏,恰恰正是宋代古文主流的柱石与标志。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为代表的宋代古文大家,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宋六家”。以“宋六家”为标志的宋代古文运动的蓬勃兴起,固然
5、是针对五代宋初弥漫文坛的以“五代体”和“西昆体”为代表的靡弱文风,以“古文”替代“时文”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与“五代体”和“西昆体”相伴的是儒家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的衰乱,复兴古文的实质正是为了重振儒学权威,因此,以振兴儒学为内核的宋代古文运动便自然与同样以振兴儒学为内核的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直接的联结。在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的古文运动,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正表现为以儒学复兴为精神内核并改革文体文风的文化的整体进程。韩愈自诩“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答陈生书》),可见其毕生致
6、力的复兴古道与古文两者本是一体关系,正是因此,韩愈在文坛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乃因其所创建的儒家道统的巨大影响所奠定。柳宗元在复兴古文方面与韩愈志同道合,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则较韩愈更为明确,径直声称“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谓“文以明道”遂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乃至后世所有文学复古论者的理论核心与创作纲领。宋代古文的复兴,一开始就与唐代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入宋之初的柳开,作为宋代古文的先驱人物,就被称为“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
7、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张景《柳公行状》),正可见出其为古文所具有的“拯五代之横流”与“续韩、孟而助周、孔”的两方面意义,而由其“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可见出柳开首倡古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关联。其后,作为宋代古文运动领袖人物的欧阳修,自谓“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显然与韩、柳“文以明道”说如出一辙。对于前代文章家,欧阳修最为推重韩愈,认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读李翱文》),其本人更是以继承韩愈道德文章为己任。苏轼《六一居士集序》
8、即认为: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子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即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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