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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转型研究中“泛市民化”倾向的审视 一、T.H.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 现代公民权研究的兴起,源于T.H.马歇尔于1949年在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年会上的题为《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的讲座。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公民权分为民事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和社会的(social)三个部分,并且指出: 我将称这三个部分或构成元素为民事权(civil)、政治权和社会权。民事元素是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的:个人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签署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法律的权利。 纵观马歇尔对公民权的论述(以及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T.H.马
2、歇尔关于“公民权”理论的形成,主要得力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验。他对英国的工人阶级被断绝与“共同文明”的联系这种现象深感担忧,因此提出了公民身份权利的整合作用理论。 第二,公民权是展示和发展差异或不平等的平等权利。他提出,公民的权利是机会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结果平等的权利,本质上它“属于一种可以产生和带来差异或不平等的平等权利”。 第三,公民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紧密相连。尤其是民事权利,在其形成时期,就是对公民已经享有的权利的不断增加。在英国,“公民权”确乎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一方面丰富和充实了内容,另一方面逐渐扩大适用范围,不断容纳新的社会阶层,使越来越多的社
3、会成员享有公民权。 T.H.马歇尔认为,他关于公民权的演讲,是对被其称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社会学假设的问题所必须的社会学回答。这些问题引导了马歇尔演讲中的三个主要层面的思想的发展,对其简单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T.H.马歇尔公民权社会学的意指。这四个问题分别是:公民权包含的基本平等与社会阶级不平等的一致是否仍然是真实的?基本平等可以创造和保留而不侵犯竞争性市场的自由是否仍然是真实的吗?由强调义务明显地转向强调权利的影响是什么?最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询问工人阶级的改善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局限性?T.H.马歇尔以一种新的形式问:是否将出现迈向社会平等的现代驱动力不能,或者是不
4、可能超越的局限性?他结合英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给出了他的回答。当我们把马歇尔问题的对象变换为当下中国情境中的农民工群体的时候,公民权之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前途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农民工群体亦有明显的借鉴。 从公民权视角系统地考察中国农民工问题并形成著作的,是美国学者苏黛瑞。在《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流动者、国家和市场逻辑》一书中,苏黛瑞将公民权概念区分为:一,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二,资源的分配问题。她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特别是户口制度,从农民流动者(即农民工)、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来考察分析城市农民工问题。她认为,
5、对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流动者(农民工)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机会的“资格”,也就是争取“公民权”(ContestingCitizenship)。 将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与底层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中有代表性的是沈原的对“公民权”理论的系列论述。沈原认为:第一,公民权是中国历史上付诸阙如的社会范畴,中国公民权的发展没有遵循从民事权利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的演进顺序:1949年后,城乡居民具有部分社会权,民事权和政治权高度残缺;改革开放后,民事权上升,社会权下降,政治权略有成长。他认为,此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对于公民
6、权的发育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中国城乡居民的权利在法律文本上早有界定,对工人而言,这些公民权利也就成了用来提高他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手段。也就是,成为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手段:作为公民,他们有资格享有某些社会权利。沈原指出,这需要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建构起来,城乡居民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自己变成公民,而且,这种争取公民权的过程还在进行之中。 二、对农民工转型研究中“泛市民化”倾向的审视 所谓“泛市民化”研究倾向,是以“citizenship”为标准对众多“市民化”研究的一种区分。以“citizenship”为标准,进行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目前学界一种方兴未艾的研究方法。在陈映芳、沈原、
7、王兴周、王小章等学者的文章中都对“citizenship”一词的意思有明确的表述。尽管有些文章没有明确提出“citizenship”,但在“实际上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身份平等的意念,从而潜藏着或者潜在地指向公民权或公民身份的主题。” 我们注意到,更多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明确“市民”的具体意指,这使得此类研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城市居民通常被人们简称为“市民”,俗称“城里人”,这种“城里人”意义上的“市民”与“citizenship”意义上的“市民”称谓存在明显的理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