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武周时期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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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武周时期的商业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商业发展水平如何，当前学术界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保持了贞观之治时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从而为连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架起了桥梁。另外一种观点则否认了武周时期商业的发展。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武周时期的商业发展水平。　　一、武周时期的商业繁荣概述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形势呈U字形，即贞观、开元时期是高峰，武周时期则是低谷。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成为某些学者否定武则天的主要依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统治时期

2、的经济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业繁荣，从而为连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架起了桥梁。武周时期的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行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　　武周时期商业繁荣突出表现在市、行的增加。唐朝初年，长安有东西二市，是当时商业的主要集中场所，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旧市已不能满足商业交易的需求，为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当时政府采取了增加新市场和扩大旧市规模的方式。天授三年(692)，武则天下令在神都洛阳增置西市

3、。唐代洛阳城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当时并无外城郭。长寿二年(693)，武则天命宰相李昭德增筑外郭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使洛阳成为武周时期名符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外，天授元年(690)武则天下令设置北都(太原城)。两城(都城、东城)之间的中城，是武周时期所筑的，用以连接东城。　　当时行的数量在唐初的基础上也有所增加，考古资料所见洛阳古阳口外悬崖龛内的一石刻，上面镌有香行社的社管、录事及常行师等共41名，并有社人等一心供养。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起手字样。这是现今所知较早的行的资料。市、行的增

4、加，极大的促进了当时城市贸易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　　(二)商人数量明显增加，商人阶层更加广泛　　武则天并未对商业采取抑制的措施，而是采取了农商并重的方针，并收到良好效果，经商人数迅速增多，商人阶层同以往相比更加广泛，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民经商之风空前兴盛。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背井离乡，或者重新成为半自耕农或佃农，或者去从事工农商，加入小商小贩的行列。这种情况在高宗武后时已很明显。永隆二年(681)，高宗说：如闻游手堕业，

5、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中宗时宋务光大呼：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睿宗文明元年(684)，命地方官吏注意防纠惰于农作，专事末游的农民。中唐以后，弃农经商之风更盛。　　第二，官僚贵族经商之风十分盛行，许多王公大臣经营邸店、质库、车坊、水硙等业。隋及唐朝初年，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官吏经商，官吏经商的人数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武周时期官吏经商人数日渐增多，到唐玄宗时这一现象更加普遍，以至唐玄宗不得不一再颁布诏令禁止，如(开元二十五年令)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高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

6、业获利逾千万贯，中宗亦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以帝王之尊而乐为商贸之事。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及其妻子太平公主家，被籍没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官僚贵族经商之风之盛。第三，胡商到处活动，实力很大，成为当时商人中十分重要的阶层，是当时流通界的一大特色。当时胡商相当活跃，在各大都会中都云集着不计其数的外国商人。广州在武周时已是胡商的云集之地，在此任职的官员多从胡商身上得其厚利。当时，广州都督路元睿及部下侵渔胡商，引起了胡商的愤怒，他们遂群起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

7、敢近者。胡商数量增多，娱乐活动多样，尤以斗宝为著，识宝的胡商颇以自己得宝为荣。他们在同行、国人中出示所拥有的宝物，以争名次，是为斗宝。武则天时有人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开封东南)，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并出5万缗买宝珠。　　(三)与边境各族的互市贸易及对外贸易更加发达　　武周时期，唐王朝同边境各族的互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在高昌设西州后，通过这里的贸易往来更加趋于频繁。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人申请通行证，自称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请乞责保，被问依实。武周政府于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日

8、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考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可见当时政府已允许诸蕃商胡自由到内地进行交易活动。武周时期的对外贸易同样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胡商云集，贸易额明显上升。在唐代，由广州入中原地区都取道梅岭然后进入江西，而集于洪州(今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