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音乐生产与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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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汉时期的音乐生产与消费研究两汉时期的音乐生产与消费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其基本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然，马克思理论所指的艺术更多的是艺术作品，即人类的艺术创作。从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行为来看，乐舞活动（包括创作、表演及乐器制作）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生产行为，与社会经济活动密不可分，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目的。而且普遍受制于经济规律。由此，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就构建出了艺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同时代的社会与经济属性就决定了这一时代的独特的艺术生产行

2、为与艺术生产关系。而所谓艺术生产力，就是使艺术生产得以进行、实现和发展的一切力量的总和。从社会发展纵向历程来看，艺术生产的发达程度主要取决于艺术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从音乐与经济的交叉视野来看，乐舞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乐舞创作表演能力、乐器制造技艺以及消费者的消费动力和消费基础等，都是构成艺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运用艺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两汉时期的乐舞经济，探索这一时期作为社会大生产内容之一的乐舞艺术如何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展开和发展，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音乐历史。　　一、两汉时期的乐舞生产　　经济学视野下的汉代音乐生产

3、主要是分析和归纳音乐生产的基本要素外在表现及其内在特点，具体包括生产者、生产方式、产品类型、生产成本等。　　（一）音乐生产者　　两汉时期，随着封建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作为音乐生产的主体，乐人这一宽泛的社会群体也逐渐细化。从目前据考证，这类乐人代表性的有汉高祖时因鼓瑟而被封为美人的石奋之妹；汉景帝时广川王皇后昭信；汉武帝时皇后卫子夫（出身良人之家），李夫人（出身倡门），皇后赵飞燕与其妹妹婕好赵合德（出身微寒）；汉宣帝的母亲王夫人翁须（年轻时以歌舞游走）；汉哀帝身为昌邑王时家中所蓄歌舞者张修等。　　3.帝王　　两汉

4、时期，帝王是音乐消费的主体，是音乐生产者的主要恩主。但在音乐消费的同时，很多帝王也参与了音乐的生产，成为这一时期的独特音乐生产者。对此史料记载颇多，如项羽兵败，饮帐之中，慷慨悲歌，歌数阕，美人和之。；高祖刘邦回故乡，酒酣击筑、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文帝外出，行至霸陵，触情生情，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元帝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自临轩槛上，陵铜丸以摘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东汉时显宗皇帝祠旧宅，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皇帝亲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　　除帝王外，帝王子女和地方王侯也频繁参与音乐生产。《汉书武五子

5、传》载，燕王为抒发忧郁之情，自歌，坐者皆泣；厉王胥曾置酒显阳殿，自歌，左右悉更涕泣奏酒；东汉弘农王临死前悲歌数阙。坐者皆歙欷。　　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外交的需要，也促使部分失意的后宫人员、外嫁公主加入到音乐生产者的行列，借以抒发情感，表达境况。如惠帝时期被囚永巷的戚夫人，远嫁西域的乌孙公主等。　　综上，两汉之际帝王、嫔妃及其子女频繁参与乐舞生产，成为这一时期乐舞生产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且，在乐舞生产的过程中消弭了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阶层差异，这种现象也说明了汉代乐舞生产消费的相对自由性，汉人对社会阶层的观念并没有后世想象的如此严格。　　4.贵族

6、官员、文人　　汉代奢乐之风盛行，贵族官员、文人在固定场所也成为音乐生产者之一，其参与乐舞生产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在宴飨之中进行一种交谊乐舞活动，时称以舞相属。　　笔者曾撰文考证汉代的以舞相属其本质上是一种固定礼仪化的宴飨杂舞，具体是指秦汉以来，贵族文人在宴会上，通过舞蹈进行邀请、敬酒、劝酒或实现某种政治意图、个人意图而进行的一种礼仪性质的宴飨音乐形式。这种定型化、大众化的乐舞活动是贵族官员、文人的重要乐舞生产体现。　　除了在以舞相属活动中作为主要生产者之外，这些贵族文人、官宦之人也频频在其他场合中以音乐生产者身份出现，如宴飨中的即兴表演，文人之

7、间的聚会等。从再者，政府对生产者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即音乐生产者等同于生产资料.归帝王所有，由帝王提供生活资料、工资俸禄、衣食住行等。以皇权为主的封建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增加或罢免音乐生产者。　　从音乐生产的组织方式来说，汉代宫廷设立了两个机构太乐和乐府。太乐主掌雅乐，即主要的仪式性音乐生产归属太乐统一管理。东汉将太乐改为大予乐，凡国家祭祀、大飨音乐生产均由其组织，大予乐令的工资是六百石。乐府则主要进行俗乐（宴飨之乐）的生产，当然，由于宴飨之乐成分的复杂性，常游离于雅俗之间，又加上汉代乐府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乐府也兼管部分雅乐生产

8、。为了满足帝王个人所需，也有黄门和掖庭作为音乐生产的组织机构，进行音乐生产。如桓谭《新论离事》云：汉之三主，内置黄门工倡。同时设立黄门倡监作为音乐生产的管理者。